安史之乱像一道分水岭，将大唐的盛与衰清晰划分。中唐的朝堂虽不复“九天阊阖开宫殿”的雄阔，社会风气却在沉郁中生出别样的审美张力。女性服饰作为时代精神的外化，既延续着盛唐的华美基因，又因礼教回归与个性觉醒的碰撞，演化出“宽袍曳地、艳饰满头”的独特风尚。从尚书省官员家的命妇到市井间的绣娘，中唐女子用绫罗作纸、色彩为墨、珠翠当笔，在身体上勾勒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颜值天花板”，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社会变迁的密码。
形制革新：宽袍大袖中的威仪与风骨
初唐女子的窄袖长裙还带着隋代的拘谨，盛唐的袒领轻纱又透着奔放，到了中唐，宽袍大袖成为席卷朝野的时尚主流，将儒家“礼义之身”的理念穿在了身上。这种形制的转变绝非偶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急于重建统治秩序，大力推崇儒学，“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重新收紧，女性服饰便从盛唐的张扬转向内敛，宽袍大袖恰是这种文化心态的直接体现。
中唐的宽袍并非单一样式，最具代表性的是襦裙服的“升级改造”。上身的短襦袖子日渐夸张，初唐时“袖长不得广于一尺五寸”的限制早已被打破，《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淮南观察使李德裕曾下令将当地女子四尺宽的衣袖缩减至一尺五寸，足见当时宽袖之风的盛行。这种袖子宽可达两三尺，行走时衣袂飘飘，既有“宛若惊鸿”的飘逸感，又能将身体严密遮蔽，契合礼教对女性“藏形”的要求。下身的长裙则以“丰”“长”为美，裙摆由初唐的五幅扩展到八幅甚至十二幅，用多幅布帛拼接成百褶样式，曳地可达数寸，行走时裙摆扫过地面，留下一串细碎的声响。
敦煌莫高窟中唐壁画里的女供养人形象，为我们还原了宽袍的真实风貌：她们身着赭红色宽袖襦衣，领口微收，袖口绣着细密的缠枝花纹，下身搭配石青色长裙，裙腰束在胸下，裙摆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整个人显得端庄肃穆。而陕西西安出土的中唐女陶俑，更将面料的质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襦衣用轻薄的纱罗制成，光线透过衣袖能看到里面的衬里，长裙则用厚重的织锦，垂坠感十足，一轻一重的搭配让服饰既有威仪又不失灵动。
宽袍大袖的流行，也让服饰成为社会身份的“可视化标签”。贵族女子的宽袍多用绫罗锦缎制成，在袖口、衣襟处绣上宝相花、鸾鸟等纹样，甚至用金线银线勾勒轮廓；平民女子则以麻布、粗丝为原料，颜色多为素白、浅灰，虽也追求宽大形制，却在面料和装饰上体现着阶层差异。但无论身份高低，中唐女子都借宽袍表达着对“礼”的遵从，这种遵从背后，既有对社会秩序的迎合，也藏着女性在礼教框架内对美的执着追求——她们用宽大的衣料衬托身姿的纤细，用规整的纹样彰显品性的端庄，将“威仪”二字穿成了独特的时尚符号。
色彩肌理：绫罗锦绣织就的视觉盛宴
如果说宽袍大袖是中唐女子时尚的“骨架”，那么绚丽的色彩与精致的面料便是填充其间的“血肉”。经过初唐和盛唐的积累，中唐的纺织技术已相当成熟，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染料与本土工艺融合，让女性服饰的色彩变得繁杂而富有层次，面料的多样性则让服饰的触感与视觉效果达到了新高度。
中唐服饰的色彩审美，走出了盛唐“大红大绿”的浓烈，转向“典雅淡丽”的温润。上层女子的服饰以浅红、柔粉、嫩黄、青绿为主，这些颜色饱和度不高，却透着细腻的质感。温庭筠在《菩萨蛮》中写的“藕丝秋色染”，便是将秋藕的淡紫色融入罗衣，这种颜色柔和雅致，在阳光下会泛出淡淡的光泽；薛昭蕴笔下的“红妆流宿泪”，则描绘了浅红色衣裙与泪痕相映的画面，可见浅红是当时女子的常用色。平民女子虽多穿素色衣物，但也会在领口、袖口绣上少量彩色花纹，为朴素的衣着增添一抹亮色。
色彩的丰富离不开面料的支撑，中唐女子服饰的面料堪称“百花齐放”。丝织品仍是主流，其中最受推崇的是锦缎与缭绫。锦缎是多彩提花丝织物，织前将经纬丝染成不同颜色，织出的纹样色彩交错，《新唐书》中记载的安乐公主百鸟羽毛裙，便是用彩锦织成，“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堪称当时的“高科技时尚单品”。缭绫则以轻薄著称，白居易在《缭绫》中形容它“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这种面料透光性好，穿在身上“绮罗纤缕见肌肤”，既保证了身体的舒适，又透着含蓄的美感。
平民女子虽难以享用名贵的锦缎，却也能通过麻、棉、葛等面料打造独特的时尚感。中唐的麻纺织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经过精细加工的麻布柔软透气，平民女子将其染成素白或浅灰，再用简单的蓝印花纹装饰，虽朴素却不失整洁。南方吴越地区的棉纺织业兴起后，棉质衣物也逐渐普及，这种面料保暖性好，适合日常穿着，为平民女子的时尚提供了更多可能。
面料与色彩的搭配，让中唐女子的服饰充满了“身心愉悦”的体验。丝织品的柔软亲肤贴合身体曲线，带来舒适的触觉感受；淡雅的色彩在视觉上让人放松，与宽袍大袖的形制相得益彰。她们懂得根据场合选择服饰：参加宴会时穿“天碧罗衣拂地垂”的纱罗长裙，尽显温婉华贵；日常劳作时穿“素麻短襦配青布裙”，利落又实用。这种将美观与实用结合的时尚态度，让中唐女子的服饰不仅是美的载体，更是生活智慧的体现。
妆饰狂欢：浓艳奇巧下的个性觉醒
中唐女子的时尚，从来不止于衣物本身，面部妆饰与首饰搭配是“颜值天花板”的点睛之笔。安史之乱后，社会风气趋向世俗享乐，文人墨客将女性姿容作为创作焦点，这种审美导向催生了中唐女子“浓艳奇巧”的妆饰风格。看似夸张的妆扮背后，是女性对个性的追求，也是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无声的反抗。
中唐的妆容以“浓艳”为核心，却又透着独特的创意。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世妆”，白居易在《时世妆》中详细描绘了这种妆容：“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女子用黑色唇膏涂抹嘴唇，将眉毛画成八字形，脸上不施粉黛却涂着深色腮红，整体呈现出“含悲啼”的模样。这种妆容看似怪异，却在当时广为流行，它打破了传统妆容“粉白黛黑”的常规，用反差强烈的色彩表达着对世俗审美的挑战。除了时世妆，额黄、花钿、斜红也是中唐女子的常用妆饰：额黄是将额头涂成黄色，有“鹅黄”“杏黄”等不同色调；花钿是贴在眉间的装饰，用金箔、彩纸剪成花鸟形状；斜红则是在面颊两侧画的红色装饰，形似泪痕却更具美感。
首饰的搭配则让妆饰更显华丽。中唐女子的首饰种类繁多，金钗、银簪、玉镯、耳坠应有尽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金凤钗”与“透额罗”。金凤钗造型精巧，钗头雕刻成展翅的凤凰，上面镶嵌着细小的宝石，行走时钗头晃动，宝石折射出细碎的光芒；透额罗是罩在额头上的薄纱，上面绣着花纹，元稹在《赠刘采春》中写的“谩裹常州透额罗”，便是将透额罗与妆容搭配，既遮挡阳光又增添美感。贵族女子的首饰多用金银宝石制成，平民女子则以铜、玉为原料，虽材质不同，却都追求造型的精致，她们将首饰插在发髻上、戴在手腕上，用金属与玉石的光泽衬托肌肤的白皙，让整个人的气质更加出众。
中唐女子的妆饰狂欢，本质上是个性的觉醒。在礼教日渐严苛的社会背景下，她们无法像盛唐女子那样女扮男装、纵马郊游，便将对自由的渴望寄托在妆饰上——用夸张的妆容表达情绪，用华丽的首饰彰显存在。这些看似迎合男性审美的妆扮，实则藏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她们通过精心打扮获得他人的关注，用独特的风格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被观赏”的角色中，悄悄坚守着对美的主导权。正如敦煌写本《内家娇》中描写的女子“宝妆玉凤金钗，深深长画眉绿”，她们用浓艳奇巧的妆饰，在中唐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亮色。
中唐女子的时尚，是时代的镜像，也是女性的宣言。宽袍大袖藏着礼教的规训与威仪的追求，绚丽色彩织就生活的热爱与审美的进阶，浓艳妆饰透着个性的觉醒与无声的反抗。她们用服饰作为表达自我的媒介，在盛与衰的夹缝中，将生活的苦难转化为美的创造力，让“颜值天花板”不仅是外在的华美，更成为内在精神的彰显。这份时尚图鉴，不仅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变迁，更见证着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不曾熄灭的爱美之心。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车服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5.黄能馥，陈娟娟. 中华历代服饰艺术[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3. 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苏州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