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周恩来、叶挺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副军长（实则担任政治委员）项英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进行调解，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皖南事变所引发的悲剧，其根源与当时新四军领导层内部存在的分歧与不和谐紧密相扣。
01
项英对叶挺有偏见。
新四军的成立，得益于项英与陈毅两位杰出将领的紧密协作与领导，他们携手带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并肩作战。
在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中，项英理当担纲新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军委新四军军分会的书记重任，同时亦兼任新四军中唯一的副军长。
在遵循党委领导体制的新四军中，项英位居权力的顶峰，同时享有极高的声望。相较之下，叶挺，这位经国共两党协商一致选定的军长，作为一位非党派军事将领，他在部队中的处境显得格外复杂。由于他无法参与到党委的决策流程中，他所提出的各项决策，若未获得项英的赞同，往往难以付诸实施。因此，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分歧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在新四军初创阶段，叶挺与项英的携手共进显得格外融洽。在部队改编、组建及集中训练等关键环节，他们共同塑造了默契协作的典范精神。
目前，职责划分清晰明确。叶挺主要负责对外交流事宜，与国民党进行沟通，努力争取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而在军队内部，他集中精力进行军事训练和作战指导。相较之下，项英则主管内部事务，与党中央和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军队内部主要负责干部的选拔、配置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1937年12月，武汉城迎来了新四军总部的高级将领们，他们在此合影留念，留下了一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珍贵影像。从左至右，依次是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和曾山。
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争执，起因于双方对党中央有关迅速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决策的理解与认识存在差异。
叶挺深信，这一决策承载着非同小可的战略分量，其正确性显而易见，不容置疑，亟需迅速实施。相较之下，项英对此显得犹豫不决，难以迅速作出决断。
叶挺深感难以承受的是，在众多涉及军事作战核心议题的讨论中，项英在与中央沟通时，竟未曾向他这位军事指挥官征询意见，亦未向他透露中央的方针与精神。这一切宛如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党内机密”的面纱，对于他这位“党外人士”及“统战对象”来说，必须严守秘密。
叶挺的处境堪称艰难，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一句锋利且恰如其分的评语言道：
项英对叶挺军长持有不敬与猜疑的态度，遂剥夺了他独立处理军部事务的权力，甚至越界干涉到了战场的指挥环节，将自己有限的见识误当作无上的智谋。
项英不仅多次在军事事务上对叶挺表现出不恭，更在公务与私生活的方方面面，频繁对叶挺提出批评。
在执行巡检任务期间，叶挺将军对骑马出行情有独钟。他身旁围绕着副官、参谋、卫士等众多随从，前呼后拥，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
项英出行时，习惯于身边随从稀少，因此他将叶挺定位为象征性官员，以此显扬军威，此种行为流露出一丝旧式军人的风度。然而，此举与红军所宣扬的官兵平等原则相去甚远。
叶挺将军仪态威严，着装得体，平日里多身着黄呢军装或皮夹克、西装等休闲装束，鲜少身着新四军的标准深灰色制服。
项英将发剃尽，四季更迭，尽管身着新四军的统一制服，却鲜少将其示人。即便在严酷的寒冬，他亦仅以一件略显破旧的棉袄抵御寒风。
叶挺先生享有私人定制的美食服务，特聘自广东的一位知名厨师主理。鉴于他频繁的社交活动，他时常要求厨师精心炮制地道的广东客家美食，用以款待军部高层、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贵宾、国民党三战区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官员，以及与他共赴战场的旧部，共同享受美食的盛宴。
项英受邀参加数场聚餐，然而不久他便觉得此举“并不妥当”，遂决定不再参与其中。对于这一决定，项英心中颇有不满，他坚信这并不契合无产阶级应有的生活态度与作风。
新四军一支队进军苏南敌后
叶挺，一位兼具自尊与刚毅性格的英勇战士。在广州起义受挫之际，面对中央的李立三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王明的压力，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党组织决裂，踏上了孤身一人的道路。这一勇敢之举，正是他刚毅性格的真实写照。
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之际，几乎完全掩盖了他过往所取得的辉煌与卓越的成就。
“他是否依旧秉持着对党的忠诚和革命信念？”“他是否心甘情愿地遵从党的指挥？”
这些见解，起初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亦曾产生，项英亦深知毛泽东及党中央起初对叶挺持有疑虑。然而，经过深入交谈及一段时期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的信任已臻圆满。
项英的思想长时间未能实现转变，他对叶挺始终抱有浓厚的统战工作期望。由此，在新四军内部，便出现了军长签署的命令竟须由副军长予以审核这一前所未有的反常现象。
毛泽东屡次向项英发出电报，强调“必须坚持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同时亦应充分尊重叶挺同志的地位与贡献”，“军事指挥事宜应交由叶挺同志负责”，“在部队中加强教育，确保对叶挺同志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务必维护与叶挺同志之间的和谐关系”。
1938年四月，新四军第二支队于皖南歙县的岩寺地带集结，随即全面开展了整编工作。
02
周调解皖南争端，矛盾缓解。
在严格遵循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体制中，叶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诸多约束。
作为新四军党内地位最高的领导者，项英却未能肩负起党中央的重托，对叶挺的态度持续保持缄默，导致双方关系陷入僵局。叶挺因缺席多次会议，又未接到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其工作热情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萌生了脱离项英、离弃新四军的念头。
1938年六月，叶挺将军肩负重任，为缓解新四军所遭遇的财政困境，抵达了武汉。他在此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详细汇报了工作进展，并倾诉了自己身为军长却受制于权责的感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四军委员会，由各方共同参与决策，以期更为妥善地解决当前问题。
在目睹叶挺所遭遇的艰难困境时，周恩来与叶剑英均感同身受，对叶挺的内心世界有了深刻的洞察。他们随即向延安发送了一封紧急电报，热切地恳求中央批准叶挺所提出的各项提议。
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同设立新四军委员会，并一致推选项英为委员会的主任，叶剑英则被任命为副主任。
叶挺
尽管项英对此持有坚定的反对态度，新四军委员会虽已正式组建，却未能充分施展其应有的职能。叶挺依旧未能获得充分表达己见的权利。
叶挺，其自尊心极为刚烈，在遭遇眼前的困境时，他感到压力难以承受，遂向长江局发出一封电报，明确表达了他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意愿。
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位领导同志联名发出回电，明确表达了坚决挽留的坚定决心。
项英同志即将踏上前往延安的征程，以参加一场意义非凡的会议。鉴于此次会议的极端重要性，特此授权您全面负责新四军的相关事务。会议圆满结束后，我们将另行派遣一位同志前来，其任务是协助对新四军的工作进行检查与整理。
金秋九月，项英肩负着重大使命，前往武汉进行工作汇报，随后又毅然启程，奔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此同时，叶挺将军果断地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毅然返回故土，重返了位于广东的家乡。
在粤地停留期间，叶挺应粤省最高权力执掌者余汉谋的热烈邀请，开始着手筹备就任东江游击司令一职。
尽管中央方面对此次任命持有异议，认为其并不可取。鉴于华中地区在战略层面的重要性远超华南，中央高层忧虑叶挺若不能回归新四军，恐将激怒蒋介石，进而对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造成不利影响。中央通过粤地廖承志的联络渠道，将这一决定告知了叶挺。
叶挺的退队之举，在国民党内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恰逢蒋介石在西安主持会议之时，他特意约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就此事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正是你们共产党对叶挺进行排挤与打压，迫使他不舍离去，最终选择辞职。如此杰出的人才都无法与你们携手共进，试问还有谁能与你们并肩？”
国民党当局郑重声明，针对新四军，将实施两项关键的战略行动：
一则另行委派一位更难合作的军方高层；二则将新四军更名为游击队，以此减少军费开支至仅剩两万元。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顺利落下帷幕，新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长江局已相应撤销）一抵达重庆，便即刻发出急电，敦促叶挺尽快返回重庆。
叶挺无奈回渝。
周叶乘竹筏江中。
周恩来亲自向叶挺转达了党中央对其在华中区域发挥更为重要作用的殷切期望。
叶挺直言，尽管他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但对于与项英的合作，心中难免存有诸多疑虑，因此对重返皖南一事抱持着审慎的态度。他向周恩来寻求指导，询问是否有机会加入八路军，亲自率军投身战斗。他郑重承诺，无论被指派至哪个部队，担任何种职务，都将毫无怨言，全力以赴。
周总理握叶挺手，愧疚言。
“我谨代表毛泽东同志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项英同志在您的工作中造成了诸多不便，对此我们深感歉意。”
周恩来对叶挺急切谋求加入八路军的愿望作出了回应，他强调指出，华中地区在战略部署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在此同时，他明确声明，根据两党协商所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长的职位不应轻易变动。
叶挺同志得知，其建议获得党中央的赞同，已正式批准对新四军委员会的人事作出调整。据此，叶挺同志被任命为正职，而项英同志则担任副职。在此次人事变动中，叶挺同志将主要负责军事事务，项英同志则承担政治委员的重要职责。全军将士亦将展开新一轮的教育活动，以明确叶挺同志作为军长的权力与职责。对于项英同志在推动新四军发展战略和维护内部团结方面所犯的错误，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正积极研究并探讨有效的纠正办法。
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期间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立场表达得模棱两可，中央对他在会议结束之后能否在新四军中切实执行会议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为此，中央特地指派周恩来在适宜的时机前往皖南，就如何在新四军中落实六中全会决议以及如何调和叶、项之间的分歧等问题，提供指导和推动。
1939年二月，周恩来同志莅临皖南云岭，彼时新四军军部驻扎之地。为确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能在新四军内部得到切实执行，他亲临军部，亲自部署并推进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工作。
自1938年5月起，项英对于党中央既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部署始终持有疑虑，虽有所执行，但亦有所保留，他更倾向于采纳自己的南进策略。因此，周恩来此次莅临，肩负着重申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纠正常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偏差的艰巨任务。
叶挺将军、朱克靖同志、周恩来总理、傅秋涛将军、粟裕将军，还有陈毅元帅。
为调和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紧张氛围，周恩来向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深入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叶挺工作部署的长远意义，并就双方长期所面临的叶、项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周恩来专门指出：
中央认为，尽管叶挺同志并非党内正式成员，但这只是暂时的变化。这一观点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若非基于这一考量，其党籍问题本应能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周总理郑重指示项英，务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与叶挺的团结与协作，同时严肃地强调：
团结，系叶挺同志在新四军中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若稍有疏忽处理，便可能招致失误。
面对周恩来那坚定且饱含深情的耐心劝诫与批判，项英表现出了谦逊的态度，并诚挚地表示愿意接纳。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他坦白地进行了一场长达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以及军事干部调配权移交给叶挺负责。
周恩来汇报新四军。
随着七月渐入尾声，叶挺再度踏足皖南的土壤。自那时起，项英便主动伸出友谊的援手，不仅在公务上与叶挺密切沟通、共商大计，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叶挺的关怀亦无微不至。他时常亲自拜访叶挺，与其共享一桌温馨的家常菜，饭后两人还常会下一两局棋，相互切磋棋艺。
在履行职责所涵盖的每一项工作中，我们需勇于肩负，同时兼顾自身能力，确保全力以赴，追求完美无瑕的至高标准。
叶、项二位在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自应交由他们亲自打理。然而，若项英未采纳其建议，或是不愿让他深度介入，那么我们便应尊重项英偏好“独断决策”的风格，赋予他充分的自主权，让他得以独立作出决策。
项英恪守中共中央关于维护叶挺职位与权力的明确指令，并展现出非凡的坦率。他将所有电文悉数交由叶挺审阅，并与其共同签署文件。在此期间，他对与中共中央存在的分歧毫无保留地与叶挺沟通分享。
中共中央早已明确制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起初并未得到项英的完全赞同，他显现出显著的犹豫与迟疑。
鉴于对军部安全的严重关切，中共中央多次向项英发出电报，建议“迅速将皖南军部迁往苏南地区”。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陆续向项英同志发出电报、撰写信函，敦促他尽快作出决策，主动采取行动，早日将军队调动至江北或苏南地区。
然而，项英鉴于多年来一直投身于游击战，内心深惧东进、北上深入敌后，若无山地作为依托，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始终未能下定决心移动。为此，他向中央连续发出多封长篇电报，反复阐述移动的艰巨性和潜在风险。
叶挺坚信，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作出的军部迁址决定，不仅时机恰到好处，而且至关重要，理应得到坚决而果断的执行，不容许任何干扰。他向项英坦陈，他对党中央的意图已经透彻领悟，并对党中央的命令表示了无条件地拥护。
若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理应毫不犹豫地大胆表达。至于项英是否愿意倾听，这关乎他个人的选择，他拥有作出最终决定的自主权。
03
冰冻非一日。
皖南事变前，叶项有分歧。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正式启动了对新四军的“围剿”作战计划。该党动员了7个师的强大兵力，其规模是新四军总兵力的八倍，并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关键地区精心部署，构建了严密的袋形包围网，意图一举将新四军全歼。
尽管项英尚未就遵照既定策略向北转移做出最终决断，也未就突破敌军周密围剿形成明确立场。他内心的考量依然在撤退与否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
项英
叶挺深陷如此困境，心中沉重无比，不禁将个人遭遇比作这宛如一粒镶嵌于两轮之间的沙粒，其境遇显得尤为艰难。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向叶、项下达了指示：“你们有权将时间推迟一个月至两个月（需充分考虑开拔费用，并暂停江北的攻势），但必须全力以赴，细致周密地做好向北迁移的全面准备工作。”
11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对叶、项二人强调：“务必确保在12月底前全面启动各项工作。”
11月30日，毛析：
随着中日关系的破裂，日汪双方开始采取拉拢策略，局势因此出现转机。蒋介石对我方已束手无策，而你们的北迁之举更是令他措手不及。根据当前形势的判断，蒋介石与顾祝同不会对你们构成威胁。现在，你们可以分阶段进行迁移，截至12月底完成转移，尚不晚也。
1940年12月，皖南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发严峻，项英立即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一封紧急电报。
近期，敌方战术突变，迫使我国军队不得不调整行进路线。桂、李两军在江北的防御布局，加之皖南敌军的暗中调兵，对我军构成了严密包围，不仅切断了我们的交通线，甚至恶意拖延弹药补给。此种局面，不禁让人疑虑，他们是否蓄意阻挠我军行动，意图在江北发起攻势，继而又以应对皖南为借口……
我国军队已整装待发，全面出击的准备就绪。然而，由于敌方势力的阻挠，双方通道均受阻，部队无法顺利北上。面对当前紧张的局势，我们亟需调整行动策略。请立即作出决策，以防止我们陷入两难的局面。
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向项英等同志发出电报，言辞严肃地指出：
在全国各地，鲜有他地能如贵地这般的氛围，弥漫着犹豫不决、束手无策与缺乏决心的气息。
若在行进过程中不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务必时刻保持警惕，并坚定信念，做好充分的自我防护准备，这一行动指南早已被明确告知于你们。
对于您询问我们应遵循的方针，我们感到困惑，并对您是否已确定自己的方针存在疑问。现在，您提出了一个选择：是继续推迟决策，还是立即采取行动。请问您的倾向是偏向于延期还是倾向于迅速行动？这种模糊的立场和方向感可能会导致未来遭受严重损失。
项英受批评。
叶挺，时任新四军军长，面对中共中央的严肃批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情。他立即向中共中央发送了电报，坚决提出辞职的请求。
项英坚决予以劝阻，因此未曾发出将叶挺辞呈的电文。
不久后，项英紧急召开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随着电报的结束语落下，他的语气变得沉重，缓缓说道：
讨论后续计划。
叶挺严厉地指出：
“现今阶段，还纠结于行动方案？眼前紧迫的是明确选择前行路径，而非争论前进方向。”
项英觉言失当。
依军长指令，选路划线。
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了三条战略选择路径。但在商讨突围的具体路线时，叶、项两位领导人的意见分歧愈发明显，会议最终以不愉快的气氛告终。
周子昆与女儿合影
04
听闻项英不幸陨落，叶挺不禁感慨万分：“项英，真乃胸怀壮志、才识超群的英雄也。”
最终，我们采纳了项英所提出的方案，并据此敲定了突围的具体路线。
鉴于转移的时间与路线是在党中央的批评之后匆忙确定，此举使得全军序列的编排及政治动员呈现出一定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皖南的部队规模逾九千人，划分为三个纵队，他们正分三路齐头并进。新四军抵达茂林一带，却不幸落入了国民党顽固派布下的口袋形包围圈。
叶挺坚决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强行突破星潭敌军设下的坚固防线。相较之下，项英却陷入了持续的踌躇与犹豫。在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新四军领导集体就是否发动对星潭的进攻展开了长达七小时的激烈讨论，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持续至深夜十点。遗憾的是，尽管会议持续了如此之久，最终仍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新四军错过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这恰恰是皖南事变中备受关注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叶挺终究按捺不住，怒火中烧地转向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直言不讳地说道：
“当前，我们正深陷重围，唯有历经一场激战，付出相应的牺牲，方能挣脱这密布的包围圈。”
效率决定成败。犹豫不决，缺乏果断，不可取。各位有何高见？请立即明确表态。
我的观点坚定，即便面临错误的抉择，我也将选择服从。此刻，请项副军长做出决策，无论您的决定如何，我都将坚决执行，不遗余力。”
最终，项英并未接受叶挺进攻星潭的提议，转而决定令部队沿既定路线折返，转而向西南进发。这一决策使得原本已窥见一线转机的新四军，再度陷入了困境之中。
1941年1月9日，天空阴霾，细雨绵绵。我军部队抵达高坦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及秘书长李一氓等领导同志，耳边突然响起茂林方向此起彼伏的密集枪声，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忧虑之情。
皖南事变背后项英与叶挺的矛盾皖南事变背后项英与叶挺的矛盾皖南事变背后项英与叶挺的矛盾
袁国平
此刻，军部参谋叶超提出，军首长们亟需对行动方案进行一番深入的研讨。周子昆随即下令，要求他立即着手邀请叶挺军长莅临。
叶超急步流星，赶至仅百米之遥的徐家祠堂，火速向正在火堆旁烘烤火红的木炭的叶挺报告了紧急事宜。
言犹在耳，叶超尚未来得及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项英便已在一旁静候，准备与他深入交流。但叶挺却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的话，直言不讳地说：“何必多此一举，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
在这局势之下，叶超毅然选择停留，与众人并肩蹲坐，共享取暖的火光。
此刻，项英及其同伴久候叶挺与叶超未至，耳畔又传来密集的枪声，误以为敌军即将逼近，遂与众人迅速攀爬至北面的山丘之巅。
叶超于叶挺的火堆边稍作逗留，旋即转身向叶挺建议，外出进行一番侦察，以向项英等人详述眼前局势。
叶超抵达了项英等历史人物曾停留过的地点，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于是他急忙返回，向叶挺进行了紧急汇报。
叶挺随即与刚刚接任东南局副书记职务仅两个月的饶漱石展开商讨。
叶、饶迅速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出项英等人“未经批准擅自带领少量武装力量离队，其行踪至今成谜”。
中央通知叶挺。
中央已做出决策，所有军事及政治举措均由叶军长与饶漱石携手主掌，具体行动的决策权则专属于叶军长。
在错失星潭突围的绝佳良机之后，叶挺遵照中央的电报指令，有条不紊地指导部队分阶段实施突围，力图保持军力的稳定。原本拥有九千余众的皖南新四军，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成功突围的仅剩一千余人。
在饶漱石的提议下，叶挺毫不犹豫地选择下山与敌军进行交涉，其目的在于解救被困于山顶的部队。遗憾的是，谈判的结局却是他本人被监禁于牢狱之中。
在撤离部队的关键时刻，项英、袁国平与周子昆三人目睹四周弥漫着敌军的踪迹，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折返，再次融入大部队的战斗序列。
袁国平受伤后自杀，以免拖累战友。
项英与周子昆，肩负着新四军经费的重任，携带金条而行，却不幸遭遇了生死劫难。在他们于蜜峰洞中沉入梦乡之时，叛徒刘厚总对他们痛下毒手。
“在这过去的三年里，对中央的不敬之举已演变成了一种极为异常的现象……昔日有张国焘，今则有项英、袁国平，皆因违抗中央的命令而最终导致了败局的降临。”
决议明确指出，项英与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颇为相似的败亡之路”。
决议宣布：“于全党全军高级干部层面，将公开传达中央的决策，并启动对项英、袁国平同志的斗争。但需明确，此举措现阶段应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严禁向下属单位传播，亦不可向党外人士公开。”
获悉项英不幸遇难的消息，叶挺身处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在听闻此等惨痛噩耗后，不禁对前来探望的朋友感叹道：
项英，一位胸怀大志、才识过人的英雄。然而，他的失误并非源自与我合作的矛盾，而是对中共中央反复告诫的增强政治警觉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甚至完全顺从国民党顽固派所设的陷阱，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
叶挺，在1946年，得益于党中央的全力营救，重获了自由之身，然而，不幸的是，他却在“四八”空难中遭遇了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