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风潮中，徐景贤凭借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的身份，一度显赫一时，风光无限。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革的落幕，徐景贤亦未能幸免于难，终被逮捕入狱。
在这波澜壮阔的十年间，徐景贤历经了鲜为人知的波折，出狱之后，他又是如何迎接崭新的人生篇章。徐景贤在世时的老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在徐景贤离世之时，挥笔撰写了《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一文，深情回顾了徐景贤跌宕起伏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徐景贤
（一）
门外，三三两两的人群正缓缓步入，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内，黑压压的人群已将空间填满。哀伤的乐声在空气中低回，缓缓地扩散开来。我跟随拥挤的人群，紧贴着他们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朝着那被玻璃器具所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走去。
你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74个春秋，轻轻一挥臂，便离我们远去。没有喧嚣的媒体追逐，没有繁复的灵堂装饰点缀。你的离去，宛如一片随风而去的白云。你的一生，淡泊无欲，未曾设想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更无只言片语遗留，甚至连遗体也慷慨捐给了社会。
犹记得，在那次我对你捐献遗体的意愿提出疑问之际，你嘴角微微上扬，笑语盈盈，轻声回应道：萧木啊，若我先行离去，你将目送我最后一程，那时的我，不再属于个人，而是成为了国家医学科研的样本。这背后蕴含的哲理，你不觉得颇为深刻吗？
然而，在此时此刻，我凝望着你口中所述的“标本”，心中依旧难以遏制泪水的悄然涌现。我明白，那是你自愿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有几项必须由捐献者本人选择“是”或“否”来勾选。“是否需要保留遗体？”您的选择是“否”。“骨灰保留？”同样勾选了“否”。“关于遗体捐献，需保持隐私？”您的回应依然是“否”。末列问题：“是否希望保存遗发以作纪念？”你稍作迟疑，最终选择了“是”选项。
步入五十，我便已“尘满面，鬓如霜”，而你却依旧满头乌发，不禁让我心生羡慕。你告诉我，这或许归功于遗传基因的力量。我父亲直到七十岁后才初现鬓间的微霜。事实上，头发的颜色并不等同于年龄。
我明白了。在你勾画那个最后的标记时，心中必定涌动着对那位深情怀念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思念；同时，你也想到了你的女儿们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你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记得，他们曾有一位，即便岁月流逝，仍不失满头黑发的父亲和祖父。
然而，老徐，在我心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你显得年轻许多，头发也更为乌黑闪亮。记得那时候，你梳着当时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型，一头黑发从前额垂下，几乎触及眉梢，乌黑而发亮。
（二）
那一次与老友徐景贤的初次相逢，应当发生在1961年的春末夏初。
“你就是萧木同志吗？真是抱歉让你等候了……”
我简明扼要地陈述了来意，对方即刻应允。随后，在电梯口的狭小空间里，即便连一杯白开水都难以寻觅，我们却就共同的文学喜好展开了如春日暖风般的深入交谈。他那儒雅的风度、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文尔雅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我惊喜的是，第二天午间，他已将评论稿件完成，并亲自送至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离去时挥手告别的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徐老当时是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书卷气息的一位，同时他也是最谙熟政治、最充满革命热情的。然而，他的激情藏于内心，并非那种外露锋利、咄咄逼人的类型，唯有与之相知日久，方能深切体会。
他出身于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世家，自幼便接触了革命思想，成年后更是投身其中。这使得他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而我性格内向，既稚嫩又不擅长交际，因此对老徐的成熟与稳重充满了钦佩，尤其是对他那份从容不迫的风度深感羡慕。尽管后来得知我们实际上同龄，但我始终将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都追求行事低调、为人谦逊，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这使得我们彼此特别投缘。他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关照着我，这份关怀持续了数十年，未曾改变。
约在1962年夏秋之际，我于《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颇受好评。然而，后来我听闻，在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质疑作者意在诋毁大跃进，并声称将公开发表对会议纪要的批判性意见。当时，我内心深处确实渴望对大跃进进行赞颂，并将其视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只是认为有必要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然而，未曾想此举竟被误解为“抹黑”，我一时既感到了莫名的委屈，又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之中，以至于连作家协会的通知召开会议，我也心生畏惧，不敢再赴。
过了一两个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上，一篇关于《探索》的评论文章同样脱颖而出，尽管其中也指出了些许不足，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政治层面，文章对《探索》给予了热烈且肯定的赞誉，这让我深感振奋。该评论的撰作者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在党内层层传递开来，我急于适应这一形势，于是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到了对马列理论的钻研中，常常是囫囵吞枣，不加区分地吸收。而老徐则听闻他已加入由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地点设在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他选择“退居幕后”，专注于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联系变得稀少，然而，《内刊》（亦称《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阅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审阅修改。
随后的时日，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勃兴。老徐起初成为市委文革小组的一员，随后又担任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书的幕后笔杆。不久，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于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高呼出了“革命方显北京近，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口号。那些昔日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加入反抗的行列，组建了一个组织。他们自谦地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未敢自诩为司令部，而是羞涩地将其命名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时期，我勇敢地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激情，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浪潮之中，立志进行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的相继被打倒，我这位编委便成为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身为当权派往往易招非议，处理起来亦步亦趋，这使我一度不自觉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晚，我正站在余庆路机关食堂，眼见着批斗当权派的气氛一触即发，心中恐惧油然而生，改造自我的意志开始动摇，于是趁着混乱之际，我设法逃了出去。逃离时，我并未深思目的地，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徘徊了一整夜，直至糊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集中的静安公园。那里彻夜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能够正面展现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或许不过两三天便如此度日，但终究明白这并非长久之策。天空似乎又要飘起雪花，恰逢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私交匪浅的党刊造反派负责人，便请他代为寻访老徐，告知我欲前往他处寻求庇护。
回音传来，夜幕低垂之际，我踏入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联络站，推开了那扇宽敞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似乎正争论不休的大厅，我看到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径直向我快步走来。正如他在《十年一梦》中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式皮帽，解开中式棉袄的襟口，满头热气腾腾，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然而，这一次，他是对我一人诉说：“萧木啊，你为何到现在才觉醒反抗？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不过，革命无分先后，只要能站起来反抗，便是好的！”
在这一刻，我对眼前的老徐既感到几分新奇，又似乎有些熟悉感。我赶紧低声解释道，自己是来此担任“候补当权派”以寻求“避难”之地的。他这才恍然大悟，应了一声，随即引领我至一间小屋，并取来了热水瓶、搪瓷杯以及十几份报纸夹。他告诉我，可以安心地在此处“闭关”，绝对安全，吃喝不愁，而且阅读资料也是应有尽有！——这时，老徐又恢复了我在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形象。
随着漫天飘洒的大雪即将将1966年送行，上海城内开始陷入一片混乱。老徐往来穿梭，行色匆匆，日夜不停奔忙，而我却独自一人躲在小屋之内，悠然自得地读书阅报。数年之后，有人向我透露，原来党刊中某一派别曾试图登门捉拿我，幸好被老徐及时阻止。然而，在当时，我对此事一无所觉。（）。我对自身未能与时俱进而深感羞愧与忧虑，同时对老徐能引领革命的崭新潮流，不禁心生钦佩与喜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位往日温文尔雅的老友竟如此迅速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中难免存有一丝难以置信之感。
我的怀疑很快证实了。
起初，老徐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等已担任中央文革小组要职的几位领导接连电话指示下，才开始投身于造反运动的。由此，他屡次遭受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以“奉命造反”的讥讽。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声明，正是经过写作班中几位才子对其初稿“造反精神”的多次批判与修改，才得以成形。
我并非意图为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而是想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当时，“缺乏造反精神”被视为一种耻辱。而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实则源于善意，用当时的说法，便是“援助战友”。
（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无需做其他任何事，只需负责搜集传单和各类小报即可。这对未来你的小说创作或许有所裨益。”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索性将铺盖卷也一并搬来。白天我把握住一切机会搜集资料，夜间整理并记录，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便已堆积如山。随着市革会和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加入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加之丰富的书籍资源，即便工作忙碌到日夜不分，我的内心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喜悦。而在此之后，虽然老徐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依旧能够看到他激情四溢的演讲，看到他挥手间万人呼应的壮观场景，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并不那么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始，我的办公与休憩之所，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座楼房的三层。大院住宅区的草坪周边，停放着几辆属于老一辈马天水、年轻一辈徐景贤等三至五位市委、市革会领导专用的深色轿车。透过窗户，我能清晰目睹他们上下车的身影。对他们所忙何事，我既不清楚亦不关心。偶尔，我隐约听闻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权力争夺的传闻，但我对此不甚关注，亦未曾深究。唯一留心的，是老徐的形貌逐渐与我心中那个洒脱自如的形象相去甚远，甚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福，又常身着一袭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这使他看起来愈发臃肿、笨拙，背部也略显凸起。我能够想象，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某日他偶然造访我们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近况，他仅以八字回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他早年赠予我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生动描绘了船民被困湖心，湖面冰层脆弱不堪，无法承载直立之人的重量。为了将食物送达，岸上的人们只得手持竹竿，匍匐前行，每寸每尺都充满艰险。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境遇，与老徐此刻的心境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不禁心生一丝淡淡的哀愁。
“是啊，若是长时间不提笔，笔锋便会生疏。”徐老感慨道：“胡适曾言，身为过河卒子，唯有奋力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即便想要回头，亦已无路可退。”
这声叹息中，固然掺杂着几许自豪，然而，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无奈与淡淡的忧伤。
萧木啊，你在政治见解上往往过于纯真，须知有些行为虽可行，却不宜言传。
当时，我未曾料想老徐已然位高权重，他随口而出的话语，不过是官场中常见的套话。他的沉默，实则是对这一话语的最佳诠释：这等于是告知我们，可以先行动后请示啊！事后，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听便明了其意。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在记忆的深处，大约是1970年9月的某个星期天中午，蕴芳大姐派她的女儿前来唤我至家中，告知父亲有要事商议，并特别叮嘱一句：“中饭无需前往食堂。”我自小食素，加之偏食的恶习，每次做客总给东家增添诸多不便，于是急忙奔向食堂，买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啃，心想“已用餐”，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这一请求终究未能如愿。桌上虽不过是寻常佐料，但蕴芳大姐却将菜肴做得精致可口，桌上还摆放着三只红亮诱人的大闸蟹。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引见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因为早已在远处见过多次；陌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与他同坐一桌。此人正是王洪文。
老徐，那位一贯严谨于字句的老者，如此向王洪文介绍道：“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曾投身于铁路工人的行列。”
我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要点。首先，他特意强调我过往的工人身份，显然是为了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便于他对我产生好感。据此推断，其次，我可能即将被委以一项与王洪文相关，具体内容尚不明确的任务。再者，这两位在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及市革会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似乎萌生了团结的意愿，而老徐则是率先伸出和解之手。
最末项令我欣慰，而前两项则激起了我满心的疑惑，让我心绪不宁。
吃米饭时，应该细嚼慢咽。细细咀嚼，等到感觉到了甜味，再慢慢吞咽，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王洪文表示赞同，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对此感到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露出真相：你少来这套！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都导致你胃病缠身，还好意思谈论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也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有一点，但还好。
用餐过后，老徐引领王洪文与我进入内室，闭紧房门，随后他们表情凝重地向我简要叙述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爆发的那场被形容为“大有摧毁庐山、令地球停转之势”的激烈斗争。这场事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使我领悟到王洪文与老徐为何能够暂时携手共进。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使的目标，首当其冲的便是张春桥，这一举措无疑让王洪文与老徐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面临强敌”，因此他们都有了放下旧怨、团结抗敌的共同愿望。
强迫自己多读书。
此学习计划果然坚定如磐石，始终未曾动摇。起初，仅有徐、王二人参与，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加入。他们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圈定的马恩列斯等杰出人物的经典著作，总计三十部。
在那段时光里，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个业余的辅导教师，竟使得三年之后，我奉命调往京城。起初，我参与筹备了十大党章的修订工作；十大会议结束后，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声称，毛主席交予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个为由将我留在了身边。我依旧“雷打不动”地每天为他辅导两个小时，后来还增加了陈永贵和吴桂贤，继续研读三十本书。
在彼时，我曾依次遵照命令，为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草拟过若干基础文件，同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完成他们交办的相关文字任务。此外，我还曾在《人民日报》担任了一部分职务。
我心中不禁涌起忧愁。这烦恼并非源于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有何“篡党夺权”的企图，而是因为“一仆多主”的境遇，使得我鲜少有暇自己执笔创作。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不怎么顺心，尤其是那发生在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该事件让他深感愧疚，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在此，我不便详述该事件的具体原因、经过以及性质。（备注：欲深入了解此事件，请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栏目中，陈冀德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之记——〈朝霞〉事件》一文。）仅愿言简意赅：在那个文革巨浪之中，它恰似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然而，这朵小浪花却与底层紧密相连，直至触及中央，映射出知识分子在彼时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中的无奈与窘迫。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家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中的一些片段，大加渲染，将其夸大其词。他们首先在基层单位掀起了一波猛烈批判的风潮，随后将情况上报至市委，意图推动全市范围内的大规模批判。当报告抵达康办时，王秀珍与马天水已批准同意，静候徐景贤的最终意见。
鲜有人能洞察老徐内心那场激荡的思想风暴，然而，他终究在深思熟虑后，勾勒出一圈代表认可的标记。
凭借个人过往的经历，我深知老徐对友情极为珍视。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之际，他所做出的细致入微的安排，旨在尽可能照顾到每位成员，可见一斑。然而，他勾勒出那个“O”字，却在不经意间在他的几位文友之间留下了难以抚平的裂痕。照此行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疑是他在1959年结识的挚友、《朝霞》杂志的负责人陈冀德，以及两位同样与他相识且深受他热情扶持的年轻作家。
陈冀德与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困境，四面受敌。他们纷纷致信于我，倾诉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此事亦涉及王洪文，显而易见，他力挺王秀珍。
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在那段长达三年多的时光里，我身处北京钓鱼台，王洪文先生对我礼遇优渥，尊崇备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秦城监狱的病榻上，仍不断叮嘱前来探望他的妻子将他的问候转达于我，并殷切期望我能在将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他记录下一些文字。然而，但在《朝霞》事件中，我情绪激动到几乎失控。我明确指出，《朝霞》是我负责的项目，发稿前我也有审阅，若有问题请直接批评我，何必指责那些革命小将呢？他先是一愣，随即微笑着解释道：“这可真是误会一场，龙王庙被大水冲倒了。你不必放在心上，我已经吩咐他们停止审批了。”
此事件自发生至平息，历时仅约半个月。随后，张春桥挺身而出，进行干预与调解，事件得以迅速平息。
老徐深陷痛苦。
外界看似简单不过是为了一个官帽，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经历和体会到的，实则远非如此简单。他只能独自默默承受那道自己也不明所以的伤痕。
同年五月之际，我因私事重返上海，途中不忘顺道探望老徐。一踏入他的视线，他便热情洋溢地紧握我的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萧木啊，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深感愧疚，对老朱、陈冀德以及你，我都深感歉意。我告知他们，已与老朱、陈冀德有过一面之缘，他们对你均表示充分理解，无人对你怀有责怪之意。
他说：“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内心的愧疚感便越加深重。时过境迁，多年后，当徐、朱、陈以及我等数人历经世间沧桑、品味人生百态后再聚首一堂，‘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偶尔也会提及那个《朝霞》事件，然后相视一笑，依旧沐浴在清风明月之中。然而，那天，当我从老徐家走出，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心中却沉重不已。对于老徐，我既感其软弱，又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常想，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还是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其中，尤其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恐怕十有八九会遭遇悲剧。
那时，我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却也无意间出演了一幕悲剧。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那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春江潮》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篡党夺权”的恶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而我，也经历了炮兵、步兵隔离室及秦城监狱的流转，五年半的光阴如梭逝去。返回上海后，我下放劳动了八个月，随后命运急转直下。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刑九年，被押送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入口处，一条被称作“小阳台”的狭长宽阔通道延伸开来。往昔，英国设计师或许是为了通风之需，巧妙地镶嵌了一方又一方的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这些网孔相互窥视。在一次“小放风”之际，我步出监房，偶然向下望去，只见一位囚犯正俯身享用餐食，其背影映入眼帘。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置于一个装有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他用勺子舀取饭粒时，那饭碗便摇曳不止，晃动不休。这一幕突然让我心生遐想。
那顶熟悉的哥萨克风破皮帽戴在他头上，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老徐。我尝试着用力咳嗽一声，他的脸庞随之抬起，先是一愣，随后眼中流露出了惊喜与难以置信。多年的生死离别，今日意外重逢却隔着层薄薄的隔膜。就在这刹那间，那层隔膜被猛然撕开，他那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让我此生难以忘怀。只见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表情，大张着嘴对我示意了两次。我瞬间领会了他的意图：他是在询问我“是否安好”。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随即也模仿着他的动作，张合起嘴巴回应。他回以点头，并用勺子轻轻敲击面盆，向我展示出那轻松、天真且带有些许俏皮的微笑。我明白，他这是在安慰我，希望我不要担心他的胃痛，但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翌年新春过后，鉴于大队部希望那些对美术有所爱好、略有技艺的年轻犯人能够凭借所学技艺谋生，便决定让我与两位资深中学美术教师——其中两位年长的罪犯——共同创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培训班。培训班学员由各中队精心挑选。鉴于培训班的教学模式不仅包括课堂授课，还涉及个别辅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栋各层及各监室间自由走动的“特权”。正因如此，我与徐老先生得以多次会面。
初遇之际，他正忙于拆纱。在提篮桥，拆纱是每位在押犯人必须履行的常规劳役，每日都有一定的任务量。然而，对老徐来说，却有所优待，不必参与拆纱。我好奇地问他为何还在拆纱，他笑着回应，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拆纱不过是精神上的小憩，而且并未设定具体的指标。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病情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用餐时需分多次进行，吃得过多便觉不适，胃里闷胀。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无大碍，但若天气寒冷，则需采用你所见过的土方法分次进食。那些负责倒热水的犯人对我颇为宽容，每次都会额外给我一勺热水，让我能够更舒适地吃饭。接着，他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指出我似乎有些精神不佳。我告诉他这里比秦城强多了，只是夜间睡眠仍不佳。他提到中队的学员们私下里叫我“小老头”，说我总是愁眉不展。萧木，你得学会放下，彻底放下！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确实，在我印象中，提篮桥的徐先生，相较他担任领导职务时，确实显得更为轻松。岁月流逝，人的容颜固然显露出风霜之色，却更显清瘦、开朗，不再显得臃肿、拖泥带水，不再是一副疲态尽显的疲惫模样。
随着刑期即将届满，我与老徐再度聚首，这次会面带着浓厚的告别意味。他的刑期漫长，长达18年，目前尚余一半以上。他向我表达了他的祝贺，而我依旧保持着那副令人怜悯的神情。回顾过往，我们曾激情满怀地追寻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未曾料及现实生活的困苦。如今，我即将面对的已不再是理想层面的挑战，而是最基础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如何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我究竟有何能力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呢？
徐先生提到，至少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存在的吧？那么我们就坚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勤俭节约是革命精神的体现，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誉！
我说你错了！“贫贱不能移”曾是特定时代的道德信条。然而，当“金钱至上”的观念逐渐弥漫于社会主流意识之中，贫穷在人们心中便逐渐沦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吟片刻，随后缓缓道：“我依旧难以置信你所言。”
出狱后，我再次被强制留在了劳改工厂。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充分利用每一个可用的业余时间，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尽管我仅会动笔写作，而且笔下的文稿和书稿虽变换笔名，内容均为古代历史，却屡遭禁止，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依旧未能摆脱困境。老徐在休息和调整了一段时间后，先是潜心读书，随后陆续撰写了一些回忆录。同样，他的作品也屡遭禁锢，四处碰壁。然而，他的态度却比我从容得多。我们见面时，总是围绕着我们共同的文学爱好畅谈，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已达观恬淡，这是他历经世间浮华、沧桑后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有意提及在提篮桥讨论过的话题。现今，媒体推崇的是“能赚善用”，富豪和名人成为了最流行的标签，甚至小学生们也在竞相攀比各自父亲的经济实力，你难道还固守“勤俭节约”才是全社会尊崇的荣耀这一观念吗？
徐老坦言这超出了他的预料，随后他轻松一笑，说道：“那又如何？孔子高徒颜回，即使是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都难以忍受那种困苦，颜回却能保持乐观。我们为何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呢？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们只需自寻快乐，让自己快乐起来！”
他如此言谈，不禁使我眼前浮现出往昔那位身姿优雅、气定神闲的老徐。即便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也增添了几分洞察与老练。
然而，老徐偶尔也会显得有些木讷、不圆滑，那便是在多次重复向我致歉的时刻，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公众视野之下。因为在他眼中，我那长达十七年的半是监禁半是自由的生活，源头便是我前往联络站寻求庇护，他慷慨地接纳了我，随后又为我引荐加入写作团队，并指导我学习王洪和马列思想。听得多了，我便不耐烦地抱怨道：“你这是何其烦人啊！再说了，我都要捂上耳朵了！”
实际上，在我心底，对老徐的感激之情始终如一，尤其在现今这个时刻。首先，他当初接纳并推举我，完全是出自一片善心。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呢？其次，即便我此后历经曲折与磨难，这些经历对于我感悟人生、洞察历史大有裨益，未必全然是不幸。再者，人生原本多姿多彩，我后半生的历程或许正是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经历！数十年来，我始终未能充分行使公民应有的创作发表权，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若无法继续创作，我的余生将失去何等意义。
1997年的深秋，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登门拜访，他们希望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身影。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担任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撰写电视剧本，他自是游刃有余。一经商议，他欣然应允。这一消息让我欣喜若狂，随即与制片人签署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堕民》这部小说描绘的是江浙地区特有的一个群体——“堕民”，他们是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可以公然受到各种羞辱的孤立群体。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而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就题材而言，它涉及了从明代到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似乎不应有太多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麻烦，我和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笔名。
该连续剧于次年春末夏初在浙江横店启动拍摄，投资额高达四百万，目前已完成拍摄工作的四分之三。飞来禁拍令。缘由在于，依据我与两位制片人签订的合约，影片开头需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曾是我在少年时期使用的笔名，此后鲜有人知。然而，那无所不能的部门早已洞察一切，揭示“莫莠”即是“萧木”的真身。
数百万的投资可能就此化为泡影，而对此一无所知的剧组，其两百余名演职人员却仍在横店忍受酷暑，日夜不息地辛勤工作。一旦禁拍令下达，其后果难以预测。两位制片人星夜兼程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同向下达禁令的部门苦苦哀求，然而收效甚微。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向我恳求，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拯救”他们的剧组。唯一的“救赎”之道，便是我“自愿”出让署名权。我缄默良久，目光落在那两位满头大汗、面露惊慌的年轻人身上，无奈地开口道：“抱歉，是我不慎让你们承受了这样的苦楚！”
传闻中，那部称作《苦藤》的电视剧最终还是得以制作完成，然而，由于我再度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合同，这部作品与我这位原著作者之间已无瓜葛。我不曾听闻中国电视史上竟有第二起如此独特的案例！
告知了老徐这则消息后，他起初显得十分惊讶，紧接着便自我解嘲起来。他提到，在他们眼中，我和你都被视为“堕民”，甚至不如普通公民。既如此，堕民便堕民吧。毕竟，即便被称为堕民，我们依然是“民”啊。拥有这份“民”的身份，照样可以过得悠然自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徐已愈发难以保持那份“自在”了。经济的困境固然令人焦虑，但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的反复发作更是让他备受煎熬。他的背也逐渐弯曲，行走时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搀扶。前年的秋冬季节，内耳里长出的胆脂瘤破坏了平衡，站立时天旋地转，他不得不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由于我已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相隔甚远，我只能在他手术前夜通过电话给予他一些慰藉。电话那头，他总是以他那朗朗的嗓音回应我：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做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无疑是2007年10月27日的那次江湾湿地公园之旅，最后一次的相聚，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你那根有四脚的拐杖呢？那根用起来更稳当。”他苦笑着回答：“被小偷偷走了！”大家惊讶：难道小偷也是老人吗？老徐喘着气说：“那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能卖点钱换几个烧饼。”这话让人心生感慨，大家沉默了片刻。
如数家珍。
徐老凝视着那波涛起伏，永不停歇的海洋，缓缓吟咏道：“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言：“非巫山云不似。”
徐突然转身说道，大约是1972年春末夏初，你与我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途中经过南京时，许世友邀请我们停留一夜，并游览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及了你在1950年代创作的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篇小说吗？
印象模糊。
徐老言道：“萧木啊，我衷心劝你放宽心态。你那部小说的标题，真是恰到好处：‘长江的主人’。昔年你立志成为长江的领主，如今岁暮，已无法再执掌长江之主，那便试着去掌控自己生活的舵盘吧！”
夜幕低垂，我于灯光之下挥笔成章，撰写了一首短小精悍的词篇，意在赠予老徐，以此记录此次游历的美好时光。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汇流成川，天意相融，波涛争相矗立。远眺之际，李仙白帝山映入眼帘，苏哲赤壁故事流传。六朝繁华如金粉般随波逐流，千古辞赋风流，成为后世游子心中永恒的客。正是清秋时节，桂香悠扬，云朵嬉戏于鹬鸟之间。
往昔岁月，恍若隔世；眼前美酒，早已满溢杯盏。便任由长发飘扬，摇橹划船，迎着西斜的夕阳。手持酒杯，向江水敬酒，高歌一曲，评点古今，中流击楫。罢了，不说这些。只听暮色中乌鸦绕台盘旋，佳人泪洒，哀婉动人。
谁曾料想，词句方成，人却已逝，此次公园之游竟成了永诀的别离！
（五）
10月31日黄昏时分，电话铃声骤起，传来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离我们而去了！”今日下午4时30分，他或许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生命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戛然而止。
四日前，我们的湿地公园之旅犹在眼前，转眼间已过96小时。这突如其来的变迁，让我如何置信，又怎会愿意接受？
近日，为了舒缓内心的痛苦，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列子》一书。其中，《天瑞》一篇提到，古时候人们将逝者尊称为“归人”——
若谓逝者已入归途，生者便是漂泊者。若行而不思归处，便是流离失所之人。一人流离，众人皆可指责；若举世皆失其所，又岂有人能辨识其错。那些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废弃家业、四处游荡不归之人，岂非狂放不羁之辈乎？
诚然，生命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每个人终究要回归故里一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为“行者”，若是一直流浪在外，不愿归家，岂不是成了“浪子”？老徐在短短不到三十分钟内便完成了从“行者”到“归人”的转变，对他自己和对家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幸福——我边读边这样思考，以此来宽慰自己。
古语有云：“树倒才能量其高。”而今，老徐已然倾颓，他不仅欣然接受众人的审视，更展现出非凡的勇气，自愿让医学工作者以无情的手术刀，严格遵循科学规程，对他进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肌体层面，固然会查出被病菌侵袭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层面，我坚信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至千万倍，即便能捕捉到盲从与失误，也绝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毒瘤”。相较当下的官场，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其实在我看来，徐老不仅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捐献给了国家，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述，他亦为后世遗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骸。若摒弃情绪化的极端批判，转而以严谨的科学历史视角，客观地对其“社会遗存”进行深入剖析与细致分析，那么我坚信，必然能够揭示一部充满生命力的真实历史画卷。它不仅是整个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充当着人们审视整个历史长河的透视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