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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统的一把手徐恩曾，突然就不是一把手了。
老蒋一句话，他就从云端掉到了地上。
手里攥着30万斤黄豆，本想换点安身钱，结果市场价跌得比他的地位还快。
正愁得没辙，他老婆说了一句：豆子卖不掉，磨成豆腐卖呀。
一个搞情报的大老板，转行去做豆腐，这事儿听着就透着点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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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徐恩曾，他可不是什么草根出身。
1898年生在浙江湖州，家里底子厚。
更关键的是，人家脑子灵光，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
先是在上海南洋大学读的机电工程，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顶尖的技术人才。
后来更是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卡内基工学院深造。
这样的履历，妥妥的精英阶层，按理说应该是在工程师的路上发光发热。
回国后，他确实也在上海的电力公司当过工程师，拿着高薪，过着体面的生活。
可人的机遇，有时候就是充满了变数。
1927年，国内局势风云突变，他的人生也跟着拐了一个大弯。
他有两个能量巨大的表兄弟，一个叫陈果夫，一个叫陈立夫。
这俩兄弟在国民党里头，是响当当的CC系创始人，手握重权。
徐恩曾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就看明白，搞技术虽然稳当，但远不如跟着表哥们搞政治来得有前景。
于是，他果断地投身到了表哥的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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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这层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亲戚关系，加上自己留美的金字招牌，徐恩曾很快就在国民党的党务系统里崭露头角。
他这种既有技术背景、又有海外经历的人，在当时很受重视。
特别是在情报工作这块，正需要他这种心思缜密、善于分析的人才。
慢慢地，他就从一个党务干事，一步步走到了权力核心。
1931年，他正式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总干事。
这个听起来不怎么起眼的“科”，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统局的前身。
从那天起，徐恩曾就成了蒋介石手里一把看不见的利剑，专门处理那些最棘手、最见不得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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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到底是干什么的？
简单来说，就是国民党的内部情报与安全机构。
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所有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不管是党外的对手，还是党内的异己。
搜集情报、秘密逮捕、策反渗透，这些都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徐恩曾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的权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那十几年里，他可以说是权势滔天，手下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地，从政府机关到寻常巷陌，无孔不入。
不知道多少人的生活轨迹，就因为他的一句话、一张纸条而偏离了原有的方向。
在外面，他是让人谈之色变的“特务头子”；在国民党内部，很多高官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的。
钱途跟着前途走，这道理在哪都一样。
他也确实利用这份权力，为自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生活过得相当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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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句话说得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徐恩曾的好日子，到1945年，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这一年，抗战胜利了，对国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
但对徐恩曾个人而言，却是个多事之秋。
没了共同的外部敌人，内部的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斗争从来就没停过。
徐恩曾的CC系和他领导的中统，一直与戴笠领导的军统是死对头。
这两大特务机构，为了争夺资源、功劳和蒋介石的宠信，明里暗里斗得不可开交。
抗战时期，大家还能勉强维持一个面子上的和平。
可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这层窗户纸也就没必要留着了。
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最擅长的就是搞制衡。
他既要用你，又要防着你，绝不允许任何一方的势力坐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徐恩曾和他的中统，显然已经触碰到了这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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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非要拿下他？
原因其实很复杂，不是单一的。
第一，中统在抗战后期的工作确实出了不少岔子，几次重要的情报失误让蒋介石大为光火，觉得他办事不力。
第二，徐恩曾这个人的行事风格太过张扬。他仗着背后有CC系撑腰，有时候做事不留余地，得罪了党内一大批人。
第三，也是比较致命的一点，他的一些私生活问题，据说传到了宋美龄那里，引起了极大的反感。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蒋介石对他的耐心和信任终于消耗殆尽。
1945年上半年，一纸免职令下来，徐恩曾被勒令辞去中统局长本兼各职。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一夜之间，他从那个手握大权的实权人物，变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人。
过去那些天天围着他转、满脸堆笑的人，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这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人走茶凉。
人家敬畏的，从来不是他徐恩曾这个人，而是他屁股底下那把能决定别人生死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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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官的徐恩曾，日子过得相当郁闷。
虽然这些年也攒下了不菲的家业，但总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
他得为自己的下半生找个营生。
思来想去，他决定做生意。
当时他手里正好囤积了一大批物资——足足三十万斤黄豆。
这批黄豆，是他之前利用职权和信息差，低价收购来的，本来盘算着等战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的时候抛出去，狠狠地赚上一笔。
这个算盘打得挺精明，但市场先生却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1945年的中国经济，就是一个乱字。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经济秩序的恢复却需要时间。
各种物资因为运输和分配的问题，价格波动极大。
徐恩曾预想中的物资短缺并没有出现，反而因为各种原因，黄豆这种大宗农产品出现了区域性的供过于求，价格一路狂跌。
他找懂行的人一打听，心都凉了半截。
要是按当时的市场价出手这三十万斤黄豆，别说赚钱了，能把本钱收回来就算烧高香了。
这下可把他给难住了。
三十万斤黄豆，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资产，要是真砸在手里，他的养老本就去了一大半。
那段时间，他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愁得饭都吃不下。
他一个玩惯了权术和心计的人，在赤裸裸的市场规律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的妻子费侠，一个平时不怎么掺和他事情的家庭妇女，给他指了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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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侠看他天天为了那堆黄豆愁眉不展，就给他提了个醒。
她提出，这豆子既然卖不掉，咱们干嘛不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卖呢？比如，磨成豆腐。
这个建议，就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徐恩曾的思路。
对啊！
他怎么就钻牛角尖了呢？
黄豆作为原材料不值钱，但把它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不就行了？
豆腐、豆浆、豆干，这些都是老百姓天天要吃的东西。
尤其是在战后，大家手里钱都不多，这种便宜又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市场需求肯定小不了。
徐恩曾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脑子转得飞快。
他立刻就盘算开了。
这么干有几个好处。
第一，解决了最大的成本问题。他手里的黄豆就是现成的原料，这一下就把启动成本降到了最低。
第二，技术门槛可以克服。磨豆腐虽然是门手艺，但他可以花钱请师傅，自己负责经营管理。
第三，市场前景广阔。民以食为天，吃饭的生意，永远都有得做。
想到这里，徐恩曾心里顿时有了底。
他当场拍板，不卖黄豆了，改行，做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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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在当时他那个圈子里，估计会惊掉不少人的下巴。
一个曾经的中统局长，去干个体户，还是卖豆腐的。
这身份的反差也太大了。
但对当时的徐恩曾来说，面子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才是当务之急。
他很快就行动起来。
先是租了个铺面，办了个小作坊，又托人找了几个手艺精湛的豆腐师傅。
万事俱备，他的“徐氏豆腐坊”就这么开张了。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做。
徐恩曾虽然懂管理，但他不懂具体的生产和销售。
今天豆腐磨老了，明天豆浆做稀了，各种小问题层出不穷。
更难的是角色的转换。
过去，都是别人看他脸色办事。
现在，他得亲自去菜市场，跟那些小摊小贩们打交道，求人家多卖点他的货。
有时候遇到难缠的客户，还得赔着笑脸。
这种落差感，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好几次，他都想撂挑子不干了。
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就只能把那点所谓的尊严和过去的光环，都先放到一边。
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爆发出最大的潜力。
他开始放下身段，从头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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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做生意和搞情报，竟然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比如，都需要收集信息。
他会去市场上了解竞争对手的价格，了解老百姓的口味偏好。
比如，都需要经营人脉。
他利用过去当官时积累下来的一些人际关系，虽然大人物指望不上了，但一些中下层的办事人员，还是愿意卖他个面子。
他通过这些关系，拿下了好几家饭店和单位食堂的供货合同。
这些稳定的订单，一下子就让他的豆腐坊站稳了脚跟。
脑子活的人，在哪都不会饿死。
他还发挥自己有文化的优势，搞起了品牌和创新。
他给自己的豆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还让师傅们开发各种新产品，比如五香豆干、豆腐乳、腐竹等等。
产品线一多，生意自然就更好了。
就这么一步一个脚印，他的豆腐生意越做越大。
从一个小作坊，慢慢发展成了拥有好几个分店的小企业。
手里的那三十万斤黄豆，也全都变成了白花花的豆腐和实实在在的钞票。
他不仅没亏，反而还赚了不少。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历练。
他明白了，离开了权力，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同样能活出个人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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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到1949年，这风云变幻的几年里，徐恩曾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食品生意。
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但他似乎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每天关心的，不再是谁又在搞小动作，哪个情报需要核实，而是今天的豆子泡得怎么样，明天的销路有没有问题。
这种踏实的感觉，可能是他前半生从未体验过的。
1949年，大局已定。
徐恩曾这样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如果留下来，未来的日子不会好过。
他做出了又一个务实的选择，带着这些年经商积攒的财富和家人，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他便不再过问政治上的事。
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还整天想着官复原职，重回权力中心。
他知道，那个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他继续做着自己的老本行，开了一家食品公司，主营的还是他最熟悉的豆制品。
当时的台湾，经济刚刚起步，物资也不算丰富，他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虽然没有成为像王永庆那样的大企业家，但也算是在商界站稳了一席之地，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实业家。
11
晚年的徐恩曾，过得十分平静和低调。
他几乎从不向外人提及自己那段惊心动魄的特务生涯，也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他就以一个普通商人的身份，安度晚年。
谁能想到，这个在邻居眼里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曾经是那个让无数人胆寒的情报巨头呢？
1985年，徐恩曾因病在台湾去世，享年87岁。
在那个年代的国民党高官里，他算是少数能够得到善终的人。
回顾他的一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从留美高材生到特务头子，再从特务头子到豆腐商人。
他人生的几次重要选择，每一次都踩在了关键的节点上。
他的故事，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选择和适应的能力，却至关重要。
当机遇的大门关上一扇时，他没有选择在门前哭泣或者硬闯，而是转身去找另一扇窗。
如果当年被免职后，他选择的是消沉、抱怨，或者是不甘心地继续搅和在政治的浑水里，那么他的结局，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悲惨的故事。
但他没有。
他选择了那条看起来最不起眼，甚至有些“丢面子”的路。
正是这份能屈能伸的务实，这份放下身段从头再来的勇气，让他最终安然度过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有时候，影响一个人最终走向的，或许不是他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而是他在跌入谷底时，反弹起来的韧性。
对徐恩曾来说，豆腐虽然平凡，却让他找到了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本。
这可能比任何权力和头衔，都来得更实在。
说到底，是时势造就了人物，还是人物抓住了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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