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作为我军开国元帅中唯一一位北方将领，他在革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均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与杰出的表现。
自红军时期在鄂豫皖一带声名鹊起的四方面军领军人物，至抗日战争中令日军谈之色变的“徐向前军团”，再到解放战争中对阎锡山军队形成压倒性优势的华北雄师，徐帅的威名几乎成为了我军战无不胜的象征。
然而，在徐帅那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辉煌生涯中，始终萦绕着一桩令他难以释怀的心事。即便步入晚年，此事仍令他心怀不快，那便是1935年秋季所发生的“草地分兵”事件。
“国焘同志意图南行，你对此有何见解？”徐向前将军言辞谨慎，沉默了片刻，然后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既然两支队伍已成功汇合，便不宜再分道扬镳。若四方面军一分为二，指挥协调恐怕将面临诸多挑战。”
毛主席听罢，微微颔首，随即示意徐帅尽早安歇，自己亦起身步出。数小时后，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悄然向北行进，而中国革命的航程，正是在这个夜晚，抵达了一个充满挑战的转折关头……
【两河口会议“北上”战略通过】
提及这次“草地分兵”的史事，便不能不提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召开的那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河口会议。
1935年六月，两支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四川阿坝的 两河口镇相聚一堂，召开会议，旨在深入商讨第一、第四方面军接下来的作战策略。
事实上，北上抗日的战略早在长征启动之前便已确立。回顾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向南行进将面临中央军与川军共计数十万追兵的围追堵截；若向东进发，则不得不面对由敌人把守的、由130多个团组成的岷江防线；至于向西，则是一片辽阔无际的荒芜之地。由此可见，唯有向北穿越陕甘，才是可行的道路。
与会者们普遍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唯独四方面军代表张国焘挺身而出，表达反对意见，且力主向南进发，夺取四川成都。
在那个鄂豫皖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张国焘便力主先攻占麻城，以此威胁武汉，进而将鄂豫皖的革命区域连成一片。然而，麻城之战竟持续了一个月，仍未攻克，反而让卫立煌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趁机偷袭了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最终，整个部队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转战至川陕地区。
当前，要想全力攻克川军大本营成都，绝非易事。单是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便需面对地域辽阔、资源匮乏、兵力粮食不足等重重困难。即便成功克服这些挑战，亦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四川各路军阀的联合反击。
须知，在红军长征时期，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首领在与红军交战时，均未全力以赴。
首先，他们洞悉了老蒋那“借刀杀人”、借机渔利的计谋，因此没有人愿意与红军进行一场彻底的消耗战；其次，红军长征仅是途经这些地区，并无意图侵占他们的领土，因此大多数人亦乐意给予方便。四渡赤水期间，龙云提供地图的行为便是最有力的例证。
一旦这种平衡遭受破坏，红军所遭遇的追击与截击，其压力丝毫不亚于长征时期。
毛主席自然洞悉张国焘那强烈的自尊与对荣誉的珍视。因此，在聆听他关于南进战略的见解之后，毛主席并未径直表达反对，而是巧妙地转换话题，巧妙地阐述了向北发展之优势，并提及了构建更为广阔的川陕甘根据地的可能性。
毛主席所倡导的这一策略，恰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帅的构想不谋而合。
张国焘虽然曾委以我重任，却始终对我抱有猜疑，行事作风张扬，惯于自行其是。在众多关键事宜的处理上，往往是单方面作出决断，鲜少征询我的意见。
事实的确如此，在张国焘前往两河口参加会议之前，他并未向四方面军的任何成员透露过南下入川的意图。然而，会议结束后，他却私下里抱怨大家未能接纳他的构想。
面对满腔怨气的张国焘，徐帅仍旧直言不讳，他强调，尽管路线上的分歧难以避免，但总有解决之道。当前，部队粮食短缺，战士们饿得面黄肌瘦，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迅速找到一处能够补给粮食的地点，以安顿部队。
此言一语中的，终使固执己见的张国焘暂时采纳了北上之策。随即，红军分为两部，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随左路军前行，而陈昌浩、徐向前则随毛泽东主席及红军总部所在的右路军启程。
徐向前真言
在左路军踏过草地之际，徐帅对毛主席那份坦荡无私、敢于担当的气度由衷敬佩，即便是素来谨慎而多疑的陈昌浩亦为之所动。
在连续取得包座战役等数场胜利，并向北挺进的过程中，陈昌浩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不再如昔日般模糊不清，而是毅然决然地公开表示了对北进战略的支持。相较之下，右路军的张国焘却表现令人深感失望。
自两支部队启程向北方行进，他先是假以“指挥协调不畅”和“组织架构未完善”为由，有意拖延行程，未向北推进；继而，又以葛曲河水位上涨、粮食补给不足为借口，滞留在原地，不愿再继续前行。
此时，右路军已顺利穿越草地，北行的道路畅通无阻。徐帅与陈昌浩深知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稍纵即逝，不容犹豫。因此，他们两人携手发出急电，催促张国焘加快步伐，并计划派遣一个团携带粮食前去接应。
然而，右路军并未如预期收到左路军北进的情报，反倒是接到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与徐帅的措辞强硬之密令，责令二人即刻率部南迁。
在接到张国焘所发来的秘密电报后，徐帅立刻表态，亟需将此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同时提议毛主席应与张国焘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无论红军最终决定北上或是南下，只要队伍保持团结，他都将毫不犹豫地给予全力支持。
然而，徐帅未能察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既然张国焘执意发送这封秘密电报，显然表明事态已无法逆转。从毛主席的视角考量，他亦不认为右路军一旦南进，便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所谓的“和谐”。
继而，面对“北进”还是“南迁”的争议，毛主席严令徐向前将军与陈昌浩同志再次竭力劝导左路军向北方进发。而在此期间，张国焘频频发出急电，催促右路军迅速转向南方。
“纠结于向北方进发还是转向南方，我心中权衡。若向北行，我将仅能携带一名警卫员，骑马追赶第一方面军。彼时，政委陈昌浩的声望并不逊色于我，若他不同意，我孤身一人难以调动队伍，最多只能悄然带领少数人离开。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跟随部队行动，边走边观察，随机应变。”
第四方面军，那是由他亲自创立的队伍。作为总指挥，若是对八万红军弃之不顾，独自向北而行，心中自是难以释怀。徐帅本人对此也曾坦率地公开承认。
“我或许正因为心肠过于柔弱，这恐怕算得上是我性格上的一个瑕疵。”
行军在即，两军即将分道扬镳。然而，毛主席仍不忘派人将诚挚的叮咛传至徐帅与陈昌浩耳畔：
“向南行进，将遭遇荒无人烟的雪原、险峻的山径与浓密的森林，必须直面严寒、饥饿与疾病的折磨，更有敌军早已构筑的坚固碉堡防线。请牢记我肺腑之言，向南行径无生机，那是一条通往死亡的单行道。”
徐帅心中对其中缘由自是洞若观火。然而，此刻的他，内心深处仍抱有一线希望：或许向南行进真的能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一旦证实了南行的道路可行，第一方面军或许终将重返故地……
南下为绝路。
在红军于草地实施分兵之际，川中军阀们在省主席刘湘的统筹协调下，逐渐由各自为政的状态转变为团结一致，然而，这一变化却反而使得他们落入了蒋介石的控制之中。
川军的意图始终清晰可见：若红军仅是借道而过，自会以礼相待，将红军送出境外；然而，若红军意图在四川扩张势力，那些军阀必定会拼尽全力，誓死捍卫自己的地盘。
红军初踏南征之旅，徐向前率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川军发起突袭，令其难以揣摩红军意图，以致连番溃败。张国焘因此洋洋得意，特地给身处陕北的毛主席发送了一封电报。
此次胜利，成功开辟了通往川西的通路，为川康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驳斥了所谓向南发展不利的错误论调。
与他人的过度乐观迥异，徐帅始终保持着一颗冷静的头脑。他迅速洞察到，川军实际上是在有意进行撤退，其实力并未遭受损失，反而展现出了一种紧密团结、联合一致的态势。
此忧虑并非无端，事实上，刘湘确实动员了八十余个团，加之中央军薛岳部支援的六个师，总兵力高达二十余万，他在百丈关精心布下了一个“陷阱阵”，意图在此与红军主力展开一场生死决战。
对红军来说，强行攻坚百丈关并非明智之举，然而若欲挺进四川腹地，则不得不跨越这道难关。
在绵延数十里的弧形防御线上，我们布置了上百挺机枪，对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射击。每当一批敌人被打倒，新的敌军便如潮水般涌来，这些川军士兵，仿佛地里的韭菜一般，刚刚割去一茬，转眼间又冒出了新的一茬。
红军与川军激战七天七夜，战局依旧僵持不下。恰在此时，薛岳率领的六个师接连逼近，形势危急，主力部队面临三面包围之险。徐帅当机立断，下令部队迅速撤退，转战至川康山区继续战斗。
红军踏入四川腹地，百丈关之战遂成为其由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亦标志着其南进战略的全面失败。随后的数月间，红军在严寒与饥饿的折磨以及敌人的重重围困中，人数锐减，由最初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四万余人，最终被迫重新踏上北归之路。
正如徐帅先前所预见，红军在经历重重磨难之后，最终抉择了联合之路。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承受的损失可谓是巨大无比。因此，在晚年回顾这段颇为非凡的历史时，徐帅留下了如下的感慨。
“向南前行，无疑是绝路。随后的经历，彻底印证了这一论断的准确性。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唯有历经磨难，方能变得明智。正是南下的种种曲折，让我深刻领悟到了毛主席那前瞻性的战略视野以及非凡的胆略。”
徐帅所述皆为肺腑之言，那是他内心深处对毛主席思想及战略价值所持有的深切感悟与真挚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