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她，1921年4月出生于我国，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职。在“文革”期间，她成为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领军人物，先后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然而，“文革”结束后，她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9年8月，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98岁。
（青年聂元梓）
（1）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3年深秋十月，聂元梓由北大经济系转至哲学系，并接任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要职。步入哲学系的新环境后，她对校长陆平的某些做法持有不少不满。她的抱怨之辞，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哲学系内部的矛盾根深蒂固，积怨已久，化解起来谈何容易。在系总支改选前夕，原本应当进行的工作总结因诸多因素一直未能如期完成，改选也因此被迫推迟了整整一年。陆平同志也未曾深入基层，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尽管哲学系位于38楼，而陆平同志的住所燕南园与之仅相距数百米，步行即可抵达，但他却很少亲自前往实地考察。
我校哲学系备受关注，依照惯例，陆平校长本应亲自介入相关事务。但遗憾的是，哲学系面临的难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校长本人一年内未曾亲自走访该系，反而多次派遣学校宣传部长、组织部部长的代表前往。尽管如此，问题仍旧悬而未决。难道陆平校长不能亲自深入现场，洞察实情？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亲自涉足。
步入学府哲学系的圣域，我的信念坚定：对过往的纷争，我选择视而不见。那些尘封的过往，既不探寻其深意，亦无意深入挖掘。无论历史的纷争如何繁杂，争执几何，当前的任务不容有丝毫松懈。
因此，哲学系的工作得以稳步推进，院系的日常运营井然有序，师生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和谐与融洽。我对冯友兰、任继愈等资深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始终关注他们的个人福祉，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2）反调从何唱起？
此刻，聂元梓对学校党委的意见积累渐多。她如此陈述——
一方面，人们指出他身上显露出的官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敏锐地发现了宗派主义的存在。
我对陆平的评价，始终建立在他求学期间的工作表现之上，其中未曾融入任何个人情感或是恩怨纠葛。“文革”落幕之后，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提及陆平在学期间特别偏爱所谓的“五朵金花”，而对我却未有所青睐，这导致我对陆平产生了误解，进而促使我成为率先撰写大字报反对陆平的一员。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对我对陆平所提出的批评，与我个人所经历的环境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若单纯从个人利益出发进行考量，我本应追随陆平的步伐。只要我能够与陆平保持步调一致，不断得到提升和重用，这样的前景并非遥不可及。
（3）山雨将临，风声阵阵。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携数位同仁亲赴北京大学开展蹲点调研工作，与各系党总支书记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并会晤了聂元梓。
晚年聂元梓言——
我内心矛盾重重。陆平的某些做法确实引起了我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面对这样的不满，我是否应该向工作组坦白？他们带着诚挚的态度来到我家，诚邀我提出学校存在的问题。想到他们的真诚，我心中涌现出分享对陆平看法的冲动。他们代表党中央而来，如果我向他们倾诉，或许能促使工作组与陆平沟通，帮助他改正错误。
于是，我逐一阐述了对陆平的看法。除了之前提到的两点，我还表达了一些倾向于左翼的观点。当时，我察觉到北京大学似乎笼罩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氛围，对此，我认为对阶级斗争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强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以中文系教授《红楼梦》为例，教师们要么未能进行批判性的解读，要么仅仅顺着作品的脉络进行讲解，结果导致课程结束时，学生们对于林黛玉、贾宝玉等封建时期的人物产生了过分的倾慕。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陆平所挑选的干部队伍主要来自校园，他们大多是在校园内部完成了从校园到校园的转换，缺少了实际革命工作的磨砺。鉴于此，引入一些曾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过考验的干部加入学校管理层，显得尤为必要，这有助于打破那种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校门的“三门”干部模式。我当时的这一观点，张磐石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颇具独到见解。
张磐石将赴北京大学实地调研的成果精心汇编成一份详尽的报告，并将其呈送至中央书记处。此举迅速引发了中央对北京大学工作的极大关注。紧接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工作团队应运而生，他们进驻北京大学，正式启动了“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自工作队入驻学校，起初在党内试行试点项目，继而在全校范围内全面推进。工作队在各院系均设置了专人负责，积极发动师生为陆平同志以及校党委提供宝贵的建议。哲学系的工作尤为重要，由张磐石同志亲自担任督导。
依据资料记载，工作队核心成员张磐石与陆平等人之间关系迅速恶化。此矛盾很快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邓小平、陆定一、万里等众多领导在不同场合就北大议题发表言论，明确表态，并签署相关批示，有力地驳回了张磐石对北大党委工作的否定立场。此后，张磐石被剥夺了工作队队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双重职务。
数日之后，工作队完成了任务，悄然离去。在这批积极分子中，部分成员被精心挑选，他们汇聚于国际饭店，召开了一场针对北京大学党员干部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目的，是对“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对陆平等人持有不同观点的我们。
在这场会议中，我孤身一人，被隔绝在一隅，被囚禁于一间僻静的密室之中。类似的遭遇也降临于其他系的同学身上，那些曾对陆平的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的同学，同样有两名伙伴相伴，共同居住。
我独居于楼道尽头的隐蔽角落，这样的布局旨在便于执行监视任务。左右两侧各有一位工作人员的居所，无论我外出走访他人，还是有人来访，都必须经过他们的住所门前。每一次访客的到来，以及我与访客的交流，都在他们的目光所及之下。
晚餐结束，我于熙熙攘攘的街头漫步，却察觉到似乎有人悄无声息地尾随在后。环顾四周，我发现其他同志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他们身后同样有人紧随，显然也是受到了监视，与我遭遇如出一辙。不论称之为“同声相应”抑或“同病相怜”，这样的处境无疑将我们这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晚年聂元梓）
截至十月，我经过深思熟虑，亲笔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件经田家英转递。在信中，我阐述了北京大学开展“社教”运动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决定，群众提出的意见都是在工作队的动员下形成的；无论这些意见是否准确，它们都是人们的正常情感流露，不应受到指责，更不应受到打击。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辛勤努力的小干部，我恳请停止对他们进行打压。我已经和田家英商议过此事，并得到了他的支持，这才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
自此，校园内的分歧逐渐演化为一场激烈的公开争执，拥护陆平和反对陆平的两派势力划定了鲜明的分界线，对立情绪日益激化，双方各执己见，均无法平息对方的激烈言辞。
得益于北京市委的鼎力扶持，陆平及其团队与另一方各执一词，均自认拥有充分的理由。随着争论的日趋激烈，彭真事件终于爆发。
在那个1965年年末至1966年初的时际，北大的“社教”活动宣告了暂时的结束。干部、教师与学生群体络绎不绝地奔赴农村，投身于“社教”运动的洪流中，而领导“社教”工作队的成员，大多数属于陆平的阵营。那些曾对陆平提出过批评意见的我们，如今被分配到“社教”工作队，显然是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学校似乎已不再将我们视为必需。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位，也已由他人接替。
受命投身怀柔县的“四清”运动，我原本打算先返回学校进行充分准备，于是前往怀柔进行实地考察。不料，在乘坐火车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不幸患上了感冒。无奈之下，我不得不暂时搁置行程，静心休养数日，以致无法按时抵达农村地区，展开工作。
（4）第二次婚姻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聂元梓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与曾经的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为夫妻。谈及这段往事，聂元梓曾这样回忆道——
在唐天际的引领下，我与吴溉之相识。身为军区司令员，他自是声名远扬，我对他自然有所耳闻。追溯至抗日战争初期的太行山，我有幸与唐天际结识。他，一位饱经长征之苦的老红军战士。他的夫人耿希贤，同样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与我共事，她比我年长数岁。
自我迁往北京履职以来，孩子们已相继步入成年。作为一名单身人士，我常会造访老同事与熟识的朋友家中。记得那是在1965年的夏日，我有幸登门拜访了唐天际与耿希贤的宅邸，并在那里结识了吴溉之。
吴溉之，一位经验丰富的红军战士，其革命历程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自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已在风雨兼程中度过数十年的岁月。作为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杰出毕业生，他曾投身于北伐战争的烽火之中，亲身参与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以及平江起义的英勇斗争。在革命的烈火中，他身负重任，先后担任平江游击总队党代表、县苏维埃主席等关键职务，并光荣地参与了长征的伟大征程。
初遇彼时，他位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之职，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那时，他尚未再娶，独身一人。自相识以来，我们的交流日益密切。那年的冬日，我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圣堂。
当时，吴溉之已迈入六十七岁高龄，较我年长二十余岁。我与他结为夫妻，实因他乃一位历经长征的老红军、资深老干部，其人诚挚厚道。与他相伴，我得以体会到一份坚实的依靠。
（吴溉之）
我对吴溉之怀有由衷的敬意。作为一位资深的革命老同志、老红军，我相信他在政治领域将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为他寻得一位父亲的同时，也为自己在政治生涯中找到了一位能够指引方向的良师。然而，未曾料到，与吴溉之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后，我却陷入了另一场纷扰之中……
（中年聂元梓）
（5）一走了之？
1966年春三月，曹轶欧女士，康生夫人，受中央理论小组委派，率领由北大哲学系新调来的张恩慈等数位同事，进驻北京大学，并在该校专家招待所暂居。此举措随即掀起了连串波澜，最终促成聂元梓女士成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联名签署者。
聂元梓晚年回忆道——
曹轶欧抵达北大的具体时刻，我未能确切掌握。不过，她到来的消息，迅速在校园中传开。
“怎能轻率地放弃？经过一番整治后，转眼便被派遣去参与‘四清’工作，说走就走，难道学校的日常事务就这样被抛诸脑后？”
近期所遭遇的变故让我感到身心俱疲，情绪也陷入了低谷。张磐石等同仁入校后，主动与我交流，并热情地鼓励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提出有益的建议，以期助力学校的改进。他们的言语真挚，听起来极具说服力。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一场“社教”运动由此展开，矛盾愈发激化，校内意见分歧严重。我无意中成为了这场纷争的卷入者，承受了沉重的打击。
彼时，许多“重磅级”人物均聚焦于北大，你康生若再深入其间，又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呢？实际上，康生仅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与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相比，其在职位上略显不及。
在我目前所处的北大环境里，我的处境似乎已变得难以维继。陆平有意将我调往乡野之地，我正积极考虑借助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关照，寻求一次工作调动。我渴望借此机会脱离北大的喧嚣，远赴他乡寻求新的生活天地。
因此，我不再打算多作评论。提及北大的问题，似乎无人能够妥善处理，上级的命令变幻莫测，承受后果的终究是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我已言语尽失。北大之事纷繁复杂，非一朝一夕可解。校方已派我参与“四清”运动，我将不久后前往怀柔。
（6）“五一六”通知
聂元梓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身农村，投身于“四清”运动的洪流之中。正当她筹备踏上征程之际，中央关于全面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已然公布。北大党委迅速传达了这一重要指示，作为校党委委员的她，有幸抢先一步，率先了解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
《通知》指出：
潜藏于党内、政府机关、军队以及各类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实则是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他们蓄谋待机，企图篡夺政权，将无产阶级的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其中，部分已被我方识破，而部分仍在暗中操纵，更有少数虽在我们信任之下，却正被培养为未来的继任者，如赫鲁晓夫之流，他们或许正悄然潜伏于我们周围。各级党委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聂元梓晚年回忆道——
《通知》犹如晴天霹雳，瞬间让我惊愕得目瞪口呆。万万想不到，自建国以来，竟有人敢如此大胆，公然违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公然打着红旗反红旗；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文武全才，意图发动反革命政变，企图颠覆我们神圣的红色政权！
在我看来，中央文件中所指出的那些需要批判和净化的群体，与北大近期开展的“社教”活动似乎有着共通之处，它们似乎都直指诸如陆平这类领导干部。而且，在《通知》中，彭真遭到了批判，被划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因此，他对北大的立场，以及他力挺的陆平，显然是存有问题的。
在向中央传达了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文件后，北京大学并未实施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措施，以对彭真及其“三家村”进行批判。这一行为无疑更加凸显了他们作为彭真等人坚定支持者的角色。在我看来，“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在号召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挺身而出，捍卫我们的党组织，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
因此，中央文件的颁布使我彻夜难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反复揣摩关于北大的一系列疑问。我沉浸在对于北大现状的沉思之中，不断审视北大与北京市委、彭真同志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在思考个人在北大所亲历的经历与党内斗争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认为，本人理应紧随党中央的指引，坚定步伐，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彭真同志的落马，让我看到了一抹曙光，有望拨开北大问题的迷雾，为那些向校党委及陆平同志献策建言、却遭受不公与冤屈的积极分子洗刷清白。
彼时，我深刻认识到北大所遭遇的难题错综复杂，涉及众多插手其事的人物，唯有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介入才能望得到解决之途。鉴于此，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毛主席、刘主席呈上一份详尽的报告，全面阐述北大的真实状况。我坚信，此举正是对当前文件精神的忠实体现。
随即，我联系了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同志。在他的积极协调下，我们成功邀请了哲学系的宋一秀老师、杨克明老师、夏剑豸老师以及高云鹏老师，共同就撰写报告的事宜进行深入讨论。
自国际饭店会议召开以来，曾对陆平提出意见的诸多人士，均承受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他们纷纷谋求调离，我并未加以阻拦，反而提供了便利。这并非仅限于他们，我自身亦萌生了离职的念头，渴望安子文能为我调换工作单位。杨克明行动敏捷，目前已调入中国科学院，但暂仍居住于北大22楼。张恩慈也提出了调离的申请，目前任职于中央理论小组，不久前又随曹轶欧重返北大。
我向赵正义和杨克明征询意见，初衷是期望他们亦能撰写一份报告，以便向毛主席和刘主席汇报北大之动态。杨克明提议，不如直接制作一张大幅标语。我对此深表认同，认为此举既能广而告之，又能确保信息有效传达至高层领导。
身为党员，我们必须起草一份针对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的公开信，并按规定向上级机关报告。但在选择汇报对象时，我们面临难题。显然，不宜直接向陆平书记汇报，因为他是党委书记，这样的请求可能不会被批准。至于向北京市委请示，彭真同志已卸任。现任市委书记李雪峰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但他的办公地究竟位于华北局还是北京市委，我对此并不清楚，真不知应向哪个部门寻求指示。
杨克明建议，联络张恩慈以了解曹轶欧的相关信息。据透露，他们均为中央新组建的“文化革命小组”派往北大进行驻点工作的成员。为何不直接给张恩慈打个电话，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然后，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张恩慈对曹轶欧讲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是友谊宾馆的客房。
这里之所以被选定为办公地，是因为正值筹备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关键时期。张恩慈自北大调至此，就是为了在该研究院履职。曹轶欧在筹备过程中可能也有所参与，当时就在这栋楼里处理事务。考虑到调研北大的便利性，她选择这里作为办公点。同时，她的办公室也设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友谊宾馆。
我与杨克明如约步入友谊宾馆。曹轶欧随即引我们至一处转角处的接待室，那里是一处专用于接待来宾的场所。在场者有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
曹轶欧关切地询问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便简明扼要地汇报说，在仔细研读了“五一六”通知后，我们对通知的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并对北大校党委以及陆平同志的工作有了几点自己的看法。我们计划为陆平同志撰写一份大幅标语，意图将其张贴于北大校园的显眼位置。考虑到陆平同志身兼北大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双重职务，我们对于此举的适宜性存有疑虑，因此特向上级领导寻求指示。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启动的纲领性文件，目的是鼓动民众参与，而大字报则是诉求表达的重要途径。
(7)“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聂元梓自曹轶欧那里返回，即刻向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同仁报告：领导已同意他们为陆平制作大字报。紧接着，他们便在杨克明住所开始商讨大字报的详细内容。至于为何选择在杨克明家进行此讨论，原因何在？
晚年聂元梓言——
鉴于杨克明已调离北京大学，他在校期间所涉事务，北大党委不再具备管辖权限。在此期间，夏剑豸自“四清”工作组返归，亦参与了大篇幅报文的撰写，但并未深入发表个人意见。初稿由宋一秀执笔，经过众人商议，宋一秀对第二稿进行了修订。尽管如此，直至5月24日晚，众人审阅后仍对稿件感到不尽满意。
“不妨让我来执笔此事。今宵，我们便不再深入探讨。我将通宵达旦地完成修订工作。待明日清晨，我前往工作之时，会在家中留下修订后的稿件。届时，各位只需前来取走底稿即可。”杨克明自信满满，胸中自有定数，我们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安排。
5月26日，紧接着的次日，宋一秀携带着杨克明所提供的标语底稿，与高云鹏携手合作，在教师宿舍24楼开始了用毛笔精心抄写的任务。我亲临现场观摩了这一过程，初步审阅后，认为稿件的前半部分尚能满足要求。于是，我补充了一段文字，并融入了三个鼓舞人心的口号，至此稿件得以最终确定。定稿的标题定为《深入探讨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期间的真实行为》。
宋一秀正埋头于抄写大字报的忙碌之中，我趁机拜访了位于二十四楼以下的李醒尘先生。我向其详细阐述了这份大字报的内容，并恳请他在上面题上自己的大名。李醒尘听闻此言，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随即上楼对内容进行了仔细审阅，并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回应。
(晚年聂元梓)
履行完张贴大字报的职责后，我迅速在名单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同志也纷纷表示赞同，而杨克明同志则由他人代为签上了名字。这一系列动作都发生在午餐之前。午休结束，我们便将这份大字报张贴在了大食堂东山墙上。正巧学生们从午睡中苏醒，前往教室或图书馆，都必须经过此地，此举立刻在校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8）一石惊浪
聂元梓等七人发布的大字报，犹如一块巨石投入静谧的湖面，瞬间掀起层层涟漪。恰巧的是，那位因1957年参与“鸣放”运动而被定性为右派的北大学生谭天荣的大字报，也张贴在同一位置。有人目睹后惊呼谭天荣的归来；有人则指责这是一份反革命的大字报，是对党的攻击；当然，也涌现出支持者，辩论的氛围因此愈发激烈。
晚年，聂元梓忆述——
原句：学生们原定下午需前往教室上课，然而情况有变，他们未能进入教室，转而在大饭厅外聚首，三两成群，激烈讨论，气氛热烈。人潮逐渐汇聚，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原计划的下午课程未能照常进行，学生们纷纷涌向大饭厅外，三五成群，热议不止，场面愈发热烈。人群如同滚动的雪球，越聚越盛。
彼时，系内同仁亦竞相挥洒笔墨，撰写大幅标语，与我们的大字报同步呈现，一同张贴于大饭厅外侧的墙上，四壁均被标语覆盖，声势颇为壮观。整个下午，大字报前人潮络绎不绝，人声喧哗，气氛热烈，群情振奋。
晚宴落幕，哲学系的全体师生聚集一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集会，目的是为了激发大家向校党委提出诚挚的建议。但就在此时，一些对于我们所张贴的大字报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士，也踏入了哲学系的会场，意图与我展开辩论。这一举动激起了在座师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会议秩序的干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热烈的争执。
随着夜色的笼罩，杨克明重返校园，面对大字报公布后的场景，内心交织着惊恐与不安，他的情绪随之波动。他质问我们，究竞是谁胆敢擅自将他的名字写在那些大字报上？我们回答说，正如您离开时交代，我们自当遵从您的指示。然而，他的追问又紧接而来：“仅仅让我们撰写大字报，难道她未曾预见到这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心知，他的话虽是对曹轶欧的批评，但我们并未直言其事。
先行征询张恩慈的意见，了解相关情况，并请他向中央文革小组征询对此事的看法。彼时，我心境平和，因为这份大字报是依照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所制定的。我立刻拨通了张恩慈的电话，告诉他大字报已经张贴，校园内出现了混乱，群众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询问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并请求他代为向中央请示。
在通话中，张恩慈并未对我所提问题直接作出回应，他宽慰地说道：“请勿焦急，待我请示领导后，自会给出答复。”大约过了一小时，张恩慈来到了北京大学22楼的杨克明寓所，我们已在此恭候多时。见面之后，他并未多做寒暄，只是简单告知，领导指示我们需要撰写一份大字报，以便递交至中央文革小组及党中央审阅。
那夜，我们静心守候，却始终未能等到张恩慈的电话。我们并未对大字报上的信息产生质疑，反倒是对于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感到极不自在，迫切希望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漫长的寂静中，我们的忧虑与日俱增。
事实上，陆平及其团队亦未曾松懈分毫，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应对之计。我们的宣传标语海报于5月25日午前已全部张贴到位。当天傍晚，陆平即刻召集党委常委会，进一步商议对策，并迅速策划了反击海报，这些海报随即在校园各角落及大食堂的墙壁上亮相。
(9)一石激起千层浪
5月25日晚间，华北局一把手李雪峰同志与北京市委一把手池必卿同志，于深夜时分亲临北京大学，并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一场覆盖全校的盛大会议。各院系单位利用有线广播系统，积极组织师生们收听并聆听会议的精彩内容。
晚年聂元梓回忆——
“汇报一事已妥善完成。”池必卿继续询问，“具体是向何人汇报的呢？”我回应道：“是向曹轶欧先生汇报的。”话音落地，池必卿便沉默了。
那晚，我遗憾未能全程聆听李雪峰的发言。尽管他主张不宜制作那幅巨型标语，但语气中并未流露出坚决的态度。随着大会即将画上句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也抵达了北大。张彦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是受总理的委托而来，旨在传达总理的指示：张贴大字报固然可行，但不宜公开展示。他建议辟出专门的室内空间，用于张贴标语。考虑到“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仍有部分外宾滞留北京，不宜让他们看到标语，以免产生不良影响。
翌日，北京大学副校长黄一然先生将我召至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那里是一间办公室。他要求我进行自我反省，并下令我销毁那份由七人共同撰写的大字报。我回答道，我张贴大字报是基于慎重思考，是对党的号召的积极回应，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并无过错，因此我拒绝进行检讨。若您认为张贴地点不妥，那么今后我将在室内张贴大字报。
不久后，我们再次挥毫泼墨，制作了一则醒目的大字报，并将其张贴于燕南园附近食堂的墙壁之上。此举措旨在对外界的疑虑作出回应，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立场。不一会儿，那间食堂的墙壁便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既有陆平组织的学生对我们观点的反驳，亦有不吝赞美之词的支持者。随着大字报数量的激增，而食堂的墙壁空间却有限，很快便触及了张贴的界限。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将大字报的范围扩展至食堂之外。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四五天。
(10)电波传“喜讯”
6月1日傍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位人士的大字报全文。晚年，聂元梓回忆称——
此刻，我已不在校园之中。母亲不幸患病，需接受一场重大的手术治疗，她被安置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我和兄弟姐妹们轮班照料她。那日，恰逢我值班至黄昏，哥哥随后接替了我的职责。我告别协和医院，返回学校稍作休憩。
漫步于王府井繁华街巷，突然街头广播喇叭响起，先是“嘟嘟”几声报时，随后一个响亮的男性嗓音响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全国各广播电台联合播报节目……接下来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位同仁所撰写的巨幅标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宋硕、陆平、彭佩云究竟有何作为？》。”我停下脚步，全神贯注地聆听。
这实属意料之外，未曾料想中央竟会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决策，此决定竟被广泛播报至全国各地，更在次日的各大报纸上成为头条新闻。
在平日里喧嚣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此时人烟稀少，然而，一簇簇人群如我一般，驻足不前，专注地聆听着电台广播。这几日来，那张大字报引发的纷纷扰扰让我心头沉重，此刻却仿佛一扫而空。正值华灯初上，我眼前豁然一片光明！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情节尚在其次！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言辞犀利，论调激昂，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校园内的大喇叭连续数日不断重复播放着我们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
北大的校园内，气氛热烈非凡。那些先前站在我们一边，对陆平和校党委提出批评的同志们，此刻更是士气高昂，火力全开，继续对北京大学的“三家村”分店以及陆平等人展开猛烈的抨击。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人们，也再难沉默，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张贴出批判学校领导和各系领导的大字报。甚至那些曾经公开表示支持陆平的师生，也纷纷改变立场，转而发起反击。
我们这批率先撰写大字报的成员，迅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心。紧接着，北京各高校纷纷派人来到北大，旨在借鉴我们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一时间，校园内充斥着揭露和批判北大校党委及陆平书记的大字报与标语，校内外师生活跃的身影无处不在。
聂元梓北大演讲
而且，不仅本市的高校师生以及北京各工厂的群众纷至沓来，观摩北大开展运动的经验，甚至还有众多外地高校的学生和工厂的工人也慕名而来，齐聚北大观看大字报。一时间，校园内人潮涌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每日前来学校观看大字报的人数多达数千，他们纷纷表示要向我们学习，汲取经验。然而，我那时又怎会料到，这竟是我国民族面临的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