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捡到宝了！”
这位旅长是陈赓。
1937年8月，陈赓的这次晋升为旅长，无疑是其军事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次“跨界转型”。他由上海滩的情报界巨擘，一跃而成为我军头号主力师的领军人物。如此巨大的角色转变，在党内外军中寥寥无几。
一、陈赓
陈赓早年革命生涯充满了变数。他最早在黄埔军校时，是出了名的军事天才，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蒋介石叛变革命，拉拢他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陈赓严辞拒绝。蒋介石把他划入另册，不准他带兵。 #我的封神名场面#
1926年9月，陈赓接到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要求他前往苏联深造保卫工作。随即，他与顾顺章等同志一同踏上赴苏之路，开始学习侦察情报、审讯技巧、爆破技术和射击技能等。这些课程与他在黄埔军校所学的知识相去甚远，可谓是迥然不同、大相径庭。
若换作常人，或许会心生异议。将一位本应指挥作战的军事英才，却派去学习特务工作，这似乎有些不寻常。然而，陈赓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三个月的短暂学习，他或许参加了某种速成班。但正是这短短的速成课程，培养出了我党情报领域的一代宗师。这充分展现了陈赓非凡的智商。
1928年，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了特科，陈赓被任命为第二科的科长。第二科，即情报科，在整个特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鉴于1927年党的多次遭受敌人血洗，均因情报掌握不精准、不及时所致，周恩来将最信任的弟子陈赓委以重任，赋予他这一重要职位。
从军事领域跨越至情报领域，绝非易事。陈赓将军在黄埔军校所学，乃纯粹的军事知识，强调严谨规范、毫不含糊。相较之下，情报工作却截然不同，其工作环境多变无常，时而需在狭窄的弄堂中与地痞流氓讨价还价，时而需身着西装革履，与社会名流在咖啡厅内探讨最前沿的金融资讯。情报工作者不仅要时刻关注政界要员的动态，还需熟练掌握青帮黑社会的隐语切口。这样的挑战，又有几人能够胜任？
陈赓亦颇费周章。为掩人耳目，他潜心向夫人王根英学习上海话，甚至在与本地地痞交往时，竟能骗过他们。此外，他还频繁更换装束，以避人耳目。1950年初，解放大西南之际，陈赓心情愉悦，遂取出一张昔日特科时期的老照片，向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苏策展示。
苏策一瞥，差点笑出声来。照片中的陈赓帽子歪戴，长发蓬乱，脸上络腮胡子浓密，眼神凶狠，与眼前军装笔挺、威风凛凛的陈司令员判若两人。陈赓回忆称，那是为了工作需要而特意化装易容，如此装扮才能混入特定场所。
在官方编纂的陈赓传记中，我们得以窥见他巧妙伪装的诸多身份，诸如商人、乞丐、知识分子、小买办、侦探等。其中，他主要以“王庸”商人的身份活跃，与上海国民党特务以及外国租界巡捕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众人皆尊称他为“王先生”。当国民党特务察觉陈赓在上海的行踪后，他们联合英国租界巡捕房一同行动，意图捉拿陈赓。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国巡捕竟然请求“王先生”协助，一同对陈赓进行抓捕，上演了一幕荒诞不经的“陈赓捉拿陈赓”的黑色闹剧。
陈赓在特科之中还上演过“跨界之战”。1928年8月，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的彭湃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不幸被叛徒白鑫出卖。国民党反动派闻讯而来将彭湃等与会人民抓获，很快便将彭湃等人杀害。中央对这个白鑫切齿痛恨，对其实施锄奸计划。由于怕国民党将白鑫转移走，周恩来下令情报侦察与锄奸行动同步进行，统一由陈赓指挥。
陈赓在侦察搜集白鑫的动向的同时，亦部署了锄奸行动。不久，通过一位名叫柯麟的医生，得知白鑫并未逃往南京，仍旧滞留于上海。柯麟，我方掌握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陈赓指示他设法探出白鑫的藏身之处。柯麟在一次为白鑫诊疗时，故意未将其病治彻底，暗示他若有事可随时再来。白鑫身为叛徒，不敢频繁外出，与柯麟的交往亦已颇久，彼此关系尚可，便将住址告知，约定某日前往家中为其诊疗。
陈赓因此得以从容部署锄奸行动，将白鑫困于家中。他亲自率领十几名红队成员，一番激战后，成功终结了这个叛徒的生命。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做到出色。军人出身的陈赓，在特工领域竟然能与擅长刺杀的顾顺章比肩，堪称天才。
二、乌江桥建背后
顾顺章的叛变使得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陷入困境，陈赓不得已辗转抵达鄂豫皖苏区，并在那里重返军事岗位。此后，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坎坷：负伤、前往上海疗伤、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逃脱后义无反顾地奔赴江西中央苏区。随着长征的号角吹响，陈赓以军委干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队伍踏上了征程。
在漫漫长征路上，陈赓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长征的历史广为人知，诸如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家喻户晓。然而，众人所知的往往只是战役的概貌，而要真正评判一个人的军事才能，还需从细节处细细观察。以陈赓在强渡乌江战役中的表现为例，便可见一斑。
陈赓任务是架桥乌江。
当时红军内部发生了一些颇具趣味的事件。在红军军官队伍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并不多见，许多营连长出身于农民，他们凭借一股热血和勇猛的斗志，在战斗中迅速晋升为排长、连长。对于诸如架桥这类技术性工作，他们往往不以为然，认为只需下达命令即可，对技术性工作并不十分重视。特别是李德在红军中的瞎指挥，他自诩曾在欧洲参与过世界级水平的战争，自认为最懂军事学，他热衷于图上作业、在地图上标注机枪位置等行为，反而延误了战事，加深了基层指战员对李德那一套科班学术的排斥。由此及彼，他们对那些动辄提及军事专业的军校干部也颇多微词。而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或其他军校的人，则自恃懂得训练和指挥之道，却对农民出身的军官抱有偏见，认为他们蛮干而不讲科学。
陈赓，出身于正规的军事院校，自然深知军事专业知识的至关重要。然而，他并非固守陈规的教条主义者。为了避免两种不同观点的混淆导致误判，他亲自带领着干部团和工兵连的200余名干部，亲临架桥现场，亲自进行指挥调度。
凭借团长的尊贵身份——更确切地说，是干部团的团长，统率着一众干部，实则地位堪比师长，他亲自奔赴前线指挥，立刻平息了所有的争议。
搭建桥梁并非易事，起初几位专业工兵尝试的方法均告失败，桩柱一经下水便难以稳固，乌江的流速迅猛，每秒高达2米，瞬间便被冲走。此时，众人心急如焚，陈赓自然也倍感焦虑。宋时轮事后回忆道，当时的陈赓在江边来回奔走，急得眼眶都泛红了。然而，陈赓虽急却不失冷静，迅速召集众人开会商讨对策。有人提议，俘虏中的国民党兵里有个名叫何迪舟的人，此人似乎是步兵学校的毕业生。陈赓果断决策，命其担任指挥，带领大家继续努力。
须知，当时吸收与转化俘虏尚未成为普遍策略，加之红军屡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心中积聚了怨气。对于由俘虏兵来指挥架桥，感情上自然有所抵触，这乃是人之常情，亦无需多加指责。若换作寻常团长，在这种情势下，难免会心生疑虑，或许一犹豫便放弃了这一举措。
陈赓并无过多的思想重负，在危机时刻，他摒弃了阵营、立场、专业与地域出身等纷扰，首要任务是先渡过眼前的难关。
何迪舟抵达江畔，细致观察了河流的流速与河床状况，并询问了之前桥梁建设失败的种种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项巧妙的解决方案：以竹编成筐，内填巨石，并于筐外缠绕以锋利的竹桩。将三五个这样的巨筐投入河中，经过一番滚动，竹桩便被石头牢牢地嵌入河床之中，桥桩迅速稳固。众人纷纷鼓掌称赞，不久便顺利完成了桥梁的搭建。
攻克乌江之役，堪称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陈赓将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至关重要。
建造桥梁本身并非一项艰巨的任务，真正的挑战在于指挥官的选择、决策以及应变能力。专业人士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而业余人士则可能犯下基础性错误。过分执着于某种主义可能会误事，而过于草率则不符合革命干部的要求。回顾历史上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的失误，有多少高级将领正是因为在这几种倾向上把握不当、摇摆不定，最终陷入了困境？
古语有云：“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陈赓虽仅搭建了一座简易之桥，但其巧妙之处却将非凡的军事才能与深邃的思维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透过小事见水平，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这些大行家一眼就能看出陈赓真正的可贵之处。他身上的标签，最闪光的并不是那个黄埔一期生的头衔，而是那个灵动睿智的脑瓜子。
三、晋升旅长
长征抵达陕北后，陈赓先后担任红一师师长及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际，他成为三八六旅旅长。与黄埔同期生徐向前、林彪等人在军中取得的显赫职位相比，陈赓的晋升步伐显得较为缓慢。然而，他并未将功名视为追求，不追求在大战中建立显赫战功，而是脚踏实地，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陈赓始终对部队军事训练的正规化水平心存忧虑。早在江西苏区时期，他对红军内部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深感痛心。战士们往往仅凭满腔热血投身战斗，虽牺牲惨重，更有甚者，原本能够彻底消灭敌人的战斗，却因兵力部署散漫无序，使得敌人得以逃脱。
他在日记中流露出了深深的遗憾之情：“部队的教育重点偏向政治（固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在军事训练上却有所忽视。即便有所军事教育，也往往过分侧重于制式训练。因此，直至如今，部队的战术训练尚未起步，这无疑是一大损失。在即将到来的残酷抗战中，仅凭过往的单方面冲锋，是无法奏效的。”
陈赓将军不仅在思想层面高度重视，更是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出了坚定的执行力。自386旅组建伊始，他便一丝不苟地推进各项建设规范，从队列训练、武器管理、军容风纪到战术演练，无不细致入微。尽管部分战士对这种从基础抓起的做法感到进度缓慢，认为面对近在咫尺的日寇，应当以热血激昂的冲锋陷阵为主。
在这类时刻，更能显露出一个人的意志坚定与能力高低。
为纠正大家的不确定认知，陈赓果断开展了一次示范教学。他亲临某连队，直接召集连排班长，询问他们具体的训练方法，但他们无法阐述其内在逻辑，仍旧沿用旧有的方式，推崇勇猛冲杀。陈赓不再多言，随即挑选了一个班，亲自担任班长，带领他们进行了一次班的进攻战术演练。他边讲解要领，边亲自示范。虽然黄埔军校当年未曾传授高深的战略战役理论，但在基本的战术训练上，仍保持着国内的领先地位。陈赓将当年所学悉数传授，战士们观后无不心潮澎湃，方知战斗并非仅凭勇猛冲杀，其中还蕴含着诸多技巧。
陈赓以其过人的洞察力预见到，日本凭借其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其军队的特质必定与国民党军及往昔的旧军阀军队迥异。因此，他对待与日军的首次交锋极为审慎，对仅凭一时血气之勇与敌交战的作法深感不安。为了深入了解日军的作战风格，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派人前往115师的林彪处寻求情报，还亲自前往邻近的国民党第三军进行实地考察，并派遣侦察兵深入前线，对日军的情况进行细致的侦察。
掌握情况后，陈赓即刻召集各级干部，多次细致讲解，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敌人，对初战尤为慎重。平日里，陈赓以幽默风趣、不拘小节的形象广受欢迎，干部们乃至一些年轻的战士都乐于与他开怀玩笑。然而，临战之际，他竟显露出几分畏敌之意，这让许多人都感到费解。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陈赓这些令人费解的特质正逐渐对386旅产生影响，悄然改变着它的面貌。
1937年10月22日，我386旅于山西阳泉的七亘村展开了一系列精妙绝伦的战斗，此举使得众多人士对该旅刮目相看。
四、三战七亘村
在三战七亘村之际，恰逢八路军战斗力相对薄弱的阶段，彼时，我军以战术级对决，直面了处于巅峰状态的日军。
战斗力相对薄弱，这主要指的是八路军在红军改编后，经历长征的磨砺，兵员实力、武器装备以及正规化训练均不甚理想，正处于恢复与重建的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几年八路军在人员与装备方面实现了巨大飞跃，二者实难相提并论。
正是在此情形之下，386旅所展现出的战斗力令众人瞠目结舌。
在首场战役中，386旅771团于七亘村巧妙设伏，意图截击由此通过的日军。然而，首战告捷后，771团却遭遇了日军的突袭。由于准备尚不周全，部分士兵轻敌冒进，仅凭阎锡山旧时遗留的工事进行抵抗，终被击退。尽管如此，撤退过程中并未出现混乱，各连队虽分散撤退，却均迅速归队，伤亡人数寥寥无几。当时，一位目睹此景的记者不禁感慨：“你们的胜利固然令人钦佩，但你们的失败更令人敬佩。”这里的敬佩，实则是对771团即便在败局中亦能保持团结、顽强不屈的敬佩之情。
多言一句，《亮剑》开篇之际，孔捷遭遇日本鬼子的袭击，不知此灵感是否源自这场激战。
继而，陈赓意图另辟蹊径，对日军进行截击，却意外发现日军已在七亘村周边的测鱼镇驻扎。陈赓推测，日军可能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七亘村已无伏兵，故很可能再次经此途径。于是，陈赓决定在七亘村重新设伏。此次作战，由772团接替，伏击点亦有所调整。日军未曾料到八路军如此坚韧，便毫无防备地大摇大摆地向七亘村进发。然而，在7月26日，即上次袭击的四天后，日军在此遭受重创，陈赓部队共歼灭日军2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物资。
战事甫定，陈赓即刻着手部署部队的总结工作。轮至他发表讲话之际，一名通讯员匆匆送来一封来信，拆阅后，竟是师长刘伯承所寄。此信令陈赓欣喜若狂，不由得击掌欢呼，遂即中断总结会议，下令部队火速前往七亘村，准备再与日军展开一场激战。
日军此前在该地已遭重创，按理说不应再次前往，但此指令出自刘伯承之手。他分析认为，七亘村是日军补给线上的关键节点，且该地已遭遇两次战斗，任何军队都不可能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三次。基于这一判断，刘伯承预料日军将不得不再次经过此地，因此下令陈赓再次伏击日军。
卓越的见解，宛如佳酿，令人心旷神怡。刘伯承被誉为当代孙武，他在军事领域的洞察力，令陈赓茅塞顿开，更极大地激发了其思维潜能。
最终，在七亘村第三次战斗中，日军仍旧沿袭旧路，结果再度遭受陈赓部队的猛烈打击，狼狈不堪。
五、中国最佳旅行地
因此，刘伯承在初闻陈赓将担任其旅长一职时，并非仅仅因其情商出众、性格开朗，而是基于对陈赓非凡才华的肯定与认同。七亘村的两场伏击战，更是充分验证了刘伯承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386旅曾有幸获得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的高度赞誉。卡尔逊先生曾亲临386旅参观，他对陈赓将军及其率领的部队赞誉有加，直言不讳地表示：“386旅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部队，你们在正太铁路线的英勇行动，破坏敌军交通线，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正是导致日军南犯推迟的关键因素。”
这是对陈赓生涯转型的最高赞誉。
陈赓之卓越之处，在于其深知何为当务之急。
在众多战友热衷于与敌军激战、力求在平型关等重大战役中一展雄风之际，陈赓将军的注意力却始终聚焦于部队基础建设的完善，力图将红军的作战模式从游击战逐步转向正规化。这项工作既不讨喜，又充满挑战，且耗时长久，往往在一位将领卸任时，其成效仍难以显现。
彼时，另一支师的旅长乃是一位资历深厚、战功卓著的老将，作战勇猛，部队士气亦颇为高昂。然而，他对此类基本事项却不太留意，认为这些问题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烦恼，随着战事经验的累积，自会迎刃而解。这种模糊的认知严重制约了作战效能，亦导致自身伤亡不断攀升。甚至有一次，朱德察觉到这一问题后，怒不可遏，对该旅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正规化议题，终究会为人们所关注，然而其中的差异在于，有的人需经历血与火的磨砺方才醒悟，而另一些人则能凭借学习与经验未雨绸缪。这正是陈赓与其他将领分野的关键所在。
尤为难得的是，陈赓对人生、对职业、对事业展现出的强大掌控力。
黄埔军校毕业后，他的首选无疑是投身军旅，执掌兵符，指挥沙场。然而，命运的洪流却将他引向了情报工作的领域。一经涉足，便取得了显著成绩，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他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情报界的一把手。
肩负起386旅旅长的重任，标志着一个崭新的飞跃。坦白而言，无论是古是今，能够承受职业生涯中不断的中断与转变，并非易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陈赓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一切。
陈赓所指挥的部队后来深得中央青睐，其地位几乎高出同期部队一个等级。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陈赓所率领的中野四兵团已成为一支战略级的劲旅。在挺进大别山的战斗中，陈赓兵团与陈粟、刘邓并肩作战，三者齐名，可见其实力非凡。
陈赓大将威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