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战略进攻成为关键，而孟良崮战役，作为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国军未能如愿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形成决战。尽管此后国军继续攻占了鲁中解放区，但华东野战军依旧保持了强大的攻势。
若孟良崮战役取得胜利，情形自当不同，华野将难以抵御国军对任何方向的猛烈攻势，届时战局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环顾当时国军的整体局势，孟良崮一役实则充满了变数，并非注定走向败局。若蒋介石能够选用恰当的人选，或许整编74师的张灵甫便不至于遭受如此悲惨的结局，其命运亦不至于瞬间归于虚无。
一、后起之秀
本文所述主角王耀武，相较于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其他各大战区司令长官，堪称后起之秀。
东北的熊式辉，曾是赣省主政十年的重要人物；杜聿明，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的杰出学员；卫立煌，则是国军时期被誉为“五虎将”之一的名将。华北的傅作义，出身军阀世家，担任绥远地区的镇守使，历经新军阀混战，资历深厚。华东的刘峙，被誉为“福将”，也是早期“五虎将”之一，常被任命为重要职务。华中地区的白崇禧，作为桂系的首领，实力强大，足以驾驭国军中的任何一位高级将领。西北的胡宗南，被称为“西北王”，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浙江人，是蒋介石的忠实心腹大将。其他掌握地方实权的人物中，二马在青甘宁地区根基深厚，这一势力自清末便传承至今；阎锡山更是不必多言，他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一位资历深厚的旧式军阀。
王耀武，身为黄埔三期精英，直至1939年方才晋升为七十四军军长，在此之前，他未曾有过执掌一地政务的经历。
因此，1946年1月，王耀武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最初，他对此职务表示了拒绝，这既是因为不愿参与内战，也因为在资历上他感到不安。
毋庸置疑，他的直接上司、徐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李延年，为了成全王耀武的晋升，毅然从济南调任至徐州绥署，屈就于一个权力相对逊色的副职之位。身为黄埔一期的佼佼者，李延年作为兄长主动让贤，换作任何人都会感到不自在。
王耀武心怀感激，深觉受恩颇深，遂下定决心，誓为委员长竭尽全力。
至少直至此刻，蒋、王二人仍展现出一股干事的热忱，王耀武担此重任，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
理由如下：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对抗日军，率领第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赢得了“抗日铁军”的殊荣。长沙会战、常德战役、雪峰山战役等战役中，他的赫赫战功广为人知，若无过人的本领，难以创造如此辉煌的战绩。
其次，王耀武出生于山东，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这无疑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王耀武源自黄埔军校，与蒋介石麾下的众位将领并无外姓之嫌，因此，在协调军政关系方面，自是游刃有余，毫无障碍。
1946年11月，王耀武肩负重任，荣任山东省主席之职，从而基本确立了山东地区的军政一体化管理。倘若此态势得以持续，甚至进一步促使山东省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与徐州地区分离，独立作战，那么，是否能够战胜粟裕将军的部队，尚在两可之间，但至少有极大的可能性，能够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牢牢牵制，使其难以顺利从鲁地发起攻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军体制的不稳定性及其固有的缺陷，缺乏自我修正的能力，再次严重制约了王耀武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莱芜战役被诬
王耀武初到山东履职，与蒋介石之间便早已显现出认知上的分歧。
王耀武以病为由，谢绝了外出，蒋介石遂将其召至重庆进行面谈。蒋介石询问其患病之由，王耀武回应称，由于常年征战，饮食作息不规律，导致胃病屡次复发。蒋介石多次慰藉，王耀武在盛情难却之下，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数日之后，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向他询及治理山东的策略。王耀武随即提出了三条建议，这些内容均摘自王耀武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收录于中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在此，恳请大家仔细研读原始资料，形成自己的见解与判断。
其一，抗战八年时间太长，我们在军事政治等方面都不健全，需要改进。尤以军队的风气太坏，极应加以整顿。在我们对军事政治没有改革以前，就与共产党打是很不利的。
其次，广大民众普遍对战争深恶痛绝，期盼在抗战胜利之后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即便在军队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普遍感受到了战争的漫长，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士兵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在如此心态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对战争行动的进行实属不利。
其三，共产党驻地的问题需要解决。看情况，如不给他们一个较大的区域，他们现有的根据是不肯放弃的。与其使共产党的军队等分驻在现有的各地区内，不如在东北或西北划一地区，使共产党的军队及行政人员都撤至该地区。就是把区域划大一些，也比分散驻在各地好。这样，一则可以减少他们对各阶层人们的影响范围，二则易于防范，三则冲突可以减少。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里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
这三条建议无不直击蒋介石的要害，然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任何正式的回应。他只是不断地催促王耀武迅速上任，并要求其即刻率军前往山东，以打通胶济线，进而实现对该省主要城市的控制。
平心而论，王耀武的提议，鉴于其立足点与视野局限，或许并非全然正确，但其中至少包含了一种合理的思考。军事之事，切不可急于求成。
究其根本，学术的精髓究竟何在？我国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体系存在显著缺陷，正如王耀武所言，军事与政治层面均存在问题，风气亦颇为败坏。
若抗战胜利后即刻投身于和平建设，国民党得以腾出精力解决内部纷扰，能否从根本上实现转变尚难预料。然而，至少可以缓解诸多负面影响，诸如对劫收问题的有效整治，稳固国统区法币的货币地位，重构有序的农业与工商业体系，并彻底解决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
军队之力量，并非仅源于现有的人员与武器装备，而更在于支撑其运作的完备供应体系。
伟人之所以强调抗日战争不宜急躁、解放战争则不可拖延，其中蕴含的哲理实则相辅相成。双方均拥有成熟的政治体系，若赋予对方充足的自我调整空间，即便不断修补完善，其仍能持续高效地运转较长时间。
理念上的分歧，使得蒋与王之间难以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和有效的互动。即便王耀武抵达山东后迅速掌控了胶济线，蒋介石也未对他提供更多的支持。相反，他有意无意地提出青岛警备司令部的问题，紧抓七十四军等王耀武昔日所率的部队，不肯放手，并持续扩大徐州绥署的影响力。
二绥区曾在1946年短暂地闪耀过光芒，成功切断了胶济线，却无力调动更多的部队。
起初，隶属于二绥区的指挥部队阵容强大，囊括了第八军、第十二军、整编第四十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五十八军以及第七十三军和第九十六军。
然而，第八军常年驻扎于潍县，李弥对其接受王耀武的指挥并不热切。同样，五十四军也直接受青岛警备司令部的调度。五十八军随后很快被调往南方的八绥区序列。至于位于鲁南的枣、峄地区，整编二十六师和五十一师则直接归属徐州绥署指挥，王耀武对此无可奈何。
凭借微薄的四个军兵力，试图稳固山东、攻占各大城市，无疑是痴人说梦，这一内在逻辑无疑令蒋介石对王耀武的意图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派遣王耀武担任山东地区的高级官员，这一举措既暴露了他疑心重重、反复无常的性格，也凸显了他独断专行的鲜明特点。
蒋介石倾向于遵循自认为正确的战略部署，对前线将领的见解往往充耳不闻。尽管深知王耀武具备扎实的执行力，他却偏信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意见，急切求战。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国军体制的不稳定性主要源于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思路的不稳定，以及面对失误时缺乏有效的自我调整和修正能力，这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鲁南会战，即国军对临沂及莱芜地区一系列战役的合称，战事一触即发。陈诚将军反复强调，华东野战军在临沂之役中虽已遭受国军重创，但仍主张国军应采取南北夹击的策略。
王耀武断然反对此举。他凭借着有限的情报资源——相较于华野的情报搜集能力，这已算是相当充足，依据逃亡的国军官兵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空中侦察所获得的情报，他判断华野正在精心布置假象，以寻找最佳的作战时机。
然而，尽管如此，一切努力均告无效。在陈诚的坚决提议下，王耀武无奈将原本就不够精锐的四个军分而治之，济南仅剩九十六军驻守，而十二军、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则依次排开，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长蛇阵，向南延伸，与南线国军形成陈诚自以为然的南北夹击之势。
不出王耀武所料，北线相对薄弱的国军部队被华野部队成功围困，瞬间便丧失了两个军的兵力。
三、王耀武实力
莱芜战败，王耀武承担了两项责任。
一是将陈诚的拙劣战役部署归咎于己，二是为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全面进攻的败绩承担罪责。
两个锅加剧了后果。
蒋介石抵达济南，对王耀武的信任感已然消逝，忧虑济南守军难以抵御华野的进攻，担心自身被俘，因此仅敢驻足于机场，随时准备一旦形势有变，即刻启程撤离。
蒋介石对王耀武等将领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斥责，同时焦虑地追问王耀武是否能够坚守济南。实则华东野战军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自身损失亦颇重，加之鲁南国民党军队持续向鲁中革命根据地逼近，他们又怎敢轻易对济南发起攻击。此举除了徒增上下之间的猜疑，并无任何积极影响。
随后的时刻，便是那紧锣密鼓的孟良崮战役。王耀武目睹昔日的老部队，整编74师，在华野的强大攻势下，被一一击溃，最终灰飞烟灭。
尽管并非完全灭绝——尚存部分重炮营、留守团等力量，然而昔日的抗日铁军已所剩无几。重建的第七十四军，其实力充其量恢复到当年四五成，甚至更低。
人们纷纷猜测，若将汤恩伯这位著名的“送头王”撤换，由王耀武接任主攻兵团司令，整编74师将面临何种命运？让我们从王耀武的指挥风格入手，进行一番分析和推测，看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首先，王耀武在战场上的直觉极其敏锐，他擅长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进攻计划进行适时调整。
此条款的成立基于蒋介石尚未对他产生怀疑，并赋予其一定的战场调度自主权，即便只是表面上的支持，如对杜聿明之例。华东野战军主力虽未遭受重大损失，却故意在东西方向来回移动，装出一副疲于奔命之态，显然别有用心。胡琏对此心知肚明，王耀武亦然。
在华野尚未完全摊开其底牌之际，王耀武将谨慎避免仓促决战。换言之，他屡次推迟陈诚所倡导的总攻计划。随着推迟的次数增多，华野的处境愈发不利，而国军的形势则相对有利。
为何伟人屡次叮嘱粟裕需保持冷静，切勿急躁？关键在于等待国军露出可乘之机，伺机而动。国军越显稳固，华东野战军就越难以攻破。这场战斗并非在国统区进行，而是在华野的核心基地，谁能够耗得起呢？
第三，王耀武是否能够成功对华东野战军主力纵队实施反包围？
王耀武历经沙场多年，早已锻造出卓越的战场洞察力。粟裕曾赞誉他指挥果断，敢于大步进退，彰显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探讨进退之道的核心在于，依据敌方动态灵活调整策略，从而促成战场态势和条件的转变。就王耀武的能力而言，虽不敢断言能与粟裕相提并论，但至少他不会像汤恩伯那样僵化地遵循既定的进攻方案。
粟裕频繁参与舞龙灯活动，而部队的行军调遣相当繁杂，是否会有疏忽，被王耀武捕捉到机会，从而捕捉到华东野战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例如，后来在鲁西南曾被邱疯子重创的第十纵队。
一旦陷入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局势，情形便愈发错综复杂。究竟谁能率先解围，实难预料。
其次，王耀武不会将整编74师置于核心位置，充当这场战役的焦点。
即便采纳了集中兵力突破的策略，王耀武亦不会愚蠢地将整编74师置于最为险恶的战区。主力部队的使命在于解决关键战役、攻克强敌、稳固军心以维持威慑，而非充当侦察先锋、试探雷区或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即使是亲生儿子也各有分工。为何在寻找华野指挥部时，不派遣整编11师执行任务？泰安城在经历华野的重炮轰击后，三魂似乎都散了，但胡琏坚守阵地，并未轻易进攻，难道就没有人问责他未能及时占领阵地？事实是没有。陈诚的心思多端，毕竟整编11师是土木系的嫡系，相较之下，第五军和整编74师在军中的地位自然要稍逊一筹。
军事规律与人事政治的交织，加之张灵甫那桀骜不驯的性格，共同导致了整编74师率先陷入险境。而唯有老上司王耀武，方能以一记重重的斥责——“痛骂张灵甫一顿，你这小子竟如此狂妄！”——点醒这位狂徒，挽回败局。
第四，解孟良崮之围非他莫属。
即便遭遇最为严峻的局势，依照粟裕的既定计划，张灵甫依旧陷入了重围。若王耀武在场，局势或许仍有扭转的可能。
若王耀武严令下达，何人敢不全力以赴，助力前方增援？
在战后对国军的反思中，特别强调对两位将领进行严厉惩处，他们分别是整83师的李天霞师长和整25师的黄百韬师长。其原因是他们所在的部队距离孟良崮核心阵地极为接近。
黄百韬或李天霞敢违命？
王耀武在济南遭受着令人同情的压迫，尽管他名义上是山东军政党一元化领导的核心人物，但实际上，他的军权被青岛所分割，战役指挥权则被徐州绥署紧紧压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诚不断越界干预，频繁指挥，不禁让人猜想王耀武内心的苦楚与无奈。
原本我并不愿前来，是你强行让我踏入此地。既然既已置身其中，你却又任意妄为，我究竟该如何是好！
未完待续，下期人物保密。
寥寥数语，勾勒其特征：蛮横无理、粗俗不堪、凶残狠辣、丧失人性……
#我的过冬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