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英文Evil of banality），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采访和观察阿道夫·艾希曼审判过程中提出。
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身为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曾担任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要职。根据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提供的资料，艾希曼亲自主导并执行了纳粹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残酷计划，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约500至600万犹太人的惨遭杀害。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核心负责人，他对该营内约20万犹太人的死亡承担着不可免除的直接责任。
1961年春季，以色列政府于耶路撒冷对艾希曼进行了审判，并最终判决其以绞刑为结局。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亲临审判现场进行报道。随后，她在1963年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其中首次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著名理论。
一类源于极权主义统治者的“极端之恶”，另一类则源于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后者，诸如阿道夫·艾希曼，乃是一群表面上看似“非恶非残忍”的平凡之辈。他们在“思想完全缺席”、道德责任完全丧失的状态下，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仅不加约束，反而积极参与其中。
这种平凡的罪恶构成了一个悖论，主要源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服从的道德与良知的判断发生颠倒之际，人们陷入康德所描述的“扭曲”状态：“他因服从而犯下了罪，然而服从却被视为一种美德。”
出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那时47岁的王更印担任广州军区陆军第55军215师的政委一职。
毛泽东公开指责北京市委一把手彭真在首都搞“独立王国”，文革的初期浪潮，首先便是北京市委的重组，将彭真从政治舞台上驱逐。彭真所倚重的文臣武将——“笔杆子”与“刀把子”，即北京市委宣传部与北京市公安局，亦随之遭受了连根拔起的命运。
1967年伊始，王更印长达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骤然画上句点，随后他被选中前往京城。担纲改组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之职，其后，相继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及副局长。
自南疆边陲踏入京城皇城之根，王更印在此一住便是十年，直至1977年初遭遇免职之命；其后，他被判处十年监禁，身陷秦城监狱之中；出狱后，他在北京隐居多年，直至晚年终于重返广州军区，在昔日上级与战友的悉心关照下，度过余生。
其人
王更印所属的陆军55军，其编制由两大主力构成：一部由悍将陈明仁领军起义的原国民党21兵团所辖的215、219师组成；另一部则归属于解放军的48军。（曾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的原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其部分地方武装现已实现升级。）军部和144师、145师。
陈明仁
215师虽是起义部队的根基，在解放军的序列中并未显赫战功，但其历任师政委却各自留下了些许名声。首任政委江腾蛟，后调入其老上司刘亚楼麾下，官至空四军政委。1980年，他竟然与黄、吴、李、邱等四人一同，成为林彪集团被公然审判的五位“死党”之一。
李振军，担任第二任政委一职，自1970年代中期起，与贺龙元帅的千金贺捷生结为连理，续娶为第二任夫君。进入80年代，他更是在武警部队中担任了政委的要职。
王更印非军中勇将，未轻易升迁。同岁之辈江腾蛟，于1950年荣升215师首任政委之职，当时年仅31岁。他的前任，王光辉，竟比他还要年轻三载。而王更印接任215师第四任政委之位时，年已四十有餘。
1980年代，时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的资深公安魏相如，曾如此评价王更印：“实则，王更印出身贫寒，为人朴实无华。他从战士到班长，再到排长、连长、营长，直至晋升为师政委，每一步都坚实可靠，步步攀升。他的人品亦值得称道。”
魏相如，在文革前曾身兼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处长及东城分局局长的要职。然而，在文革期间，他却不幸遭受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迫害，被错定为“大特务卖国集团”的核心成员，并被囚禁于北京良乡监狱。1971年，魏相如重获自由，随后与王更印在北京市公安局共事多年，并肩作战。尽管二人分属各异阵营，对王更印的评价，理应保持客观与公正。
王更印的“老实”有例证。王更印在林彪麾下的四野部队服役长达二十载，曾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昔日部属。1968年3月，黄永胜被调至北京执掌总参谋部，而王更印与这位当时权势显赫的前上司关系疏远，与北京总部的众多四野将领亦鲜少有交集。
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王更印并未如众多四野老将那般遭受波及，他依旧执掌着“九门提督”这一副职要职。
其事
在激流勇进的时代洪流中，单纯依靠老实的“人品”是远远不够的。它既不能让人超然物外，远离灾祸，亦不足以抵御他人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险恶。
1984年2月2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外发布了对“王更印诬告陷害案”的判决文书。
被告王更印，男性，现年65岁，曾担任广州军区某师的政治委员。在文革时期，他曾先后任职于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担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及副局长等职。针对王更印涉嫌犯有诬告陷害罪一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已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告人王更印遵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谢富治的指使，歪曲事实，提供诬告陷害材料，导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遭受不实指控与迫害；他参与制造冤假错案，对首都众多公安干警进行诬陷与迫害，严重破坏了首都公安机关的正常运作，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据此，依法判处王更印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二年。
王更印所涉“诬告陷害罪”的诸多犯罪事实，根据判决书所载，均发生文革初期，涉及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专案组处理的数起重大案件。
一是1967年12月，刘传新、王更印等人受谢富治的指使，编制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情形报告》，对罗瑞卿等31名高级官员进行诬陷，称其为“通敌间谍的批准者”，导致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捕监禁，刘仁、徐子荣亦遭受迫害至死。
二是在1968年四月与五月之际，王更印遵照谢富治的指令，积极投身于编制《关于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相互勾结实施间谍活动的若干情况》的诬陷性报告。该报告将原北京市公安局的冯基平、邢相生等十位正副局长以及七十二位处长、县分局长诬指为“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从而制造了“北京市公安局大特务集团”的严重冤案。此举导致二十三名局处级干部被逮捕入狱，另有九百七十四名公安干警被定性为“敌我矛盾”，被迫送往劳改场所接受审查与迫害。
三是刘传新及王更印等人，将众多常规侦察资料诬指为“通敌卖国、泄露情报”的“罪证”，并向相关机构提供，这成为了彭真被逮捕以及罗瑞卿被冤枉为“大特务”的关键证据。谢富治、刘传新、王更印等人所诬陷的高级官员还包括薄一波、万里等共计39人。
问责
从判决书中可见，王更印所承担的全部罪责，均系遵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严格遵循其直接上司、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兼局长的刘传新的具体安排执行。刘传新与王更印同出一辙，均在军旅生涯中致力于政工工作长达半生，实则对北京的政治工作并无深入了解。
1966年岁末，刘传新应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亲自指派，自陆军27军副政委的职位上调往北京。1977年5月18日，恰在一场批斗大会的前夕，遭受免职审查的刘传新不幸自尽，将所有罪责留给了幸存的王更印。
王更印，一位典型的政治盲从者，他的错误往往源于对上司的无条件追随。与他命运相似的，还有在文革期间身兼公安部副部长之职的施义之。原北京军区陆军21军政委施义身兼二职，不仅是顾准的妹婿，更在文革动荡时期，无微不至地照料顾准的母亲直至其安详离世，同时，他亦以深情厚意，悉心呵护顾准夫妇留下的子女们。
谢富治
自1976年以来，对公安部军管会所遗留的一系列恶劣行径进行清算，理应承担主要责任的部长谢富治已因病离世，其继任者李震亦已自尽。如此一来，必然需要一位有实际担当的人来承担相应的政治与法律责任，而施义之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重任的承担者。
王更印亦未能幸免于难。魏相如曾对此案发表过一番客观的看法：“若非刘传新不幸离世，王更印不至于背负如此沉重的罪名。”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曾回忆道：1967年伊始，市公安局正式实行军事管理，初期由牟立善和另一名同志负责，遗憾的是，后者姓名我已无法忆起。不久，他们被调往二炮及山西工作。继任者为刘传新和王更印。然而，事态发生了转折，王更印最终被判十年重刑，这显然过于严苛，实属冤屈。
吴德坚定地表示，在北京市公检法机关遭受破坏、陷入混乱之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为保障首都治安稳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辛勤努力。
王更印的判决书中提及了文革时期之前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及其副局长吕展。（北京公安总队队长）数十名高级警官齐聚一堂。这些局处级官员，自1966年起便集体遭贬，相继被逮捕并投入监禁。王更印于1967年投身军管，其与彼时被捕者的遭遇并无瓜葛。他的主要职责，便是在专案组精心编制的罪状文件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
命运
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调拨了几大批高中级军官，对中央政府部门和北京等各地党政机关进行吐故纳新、输氧换血。1964年，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浪潮中，中央各部委办成立掌管组织人事，抓思想工作的政治部，主要成员均由部队军一级政委担任。文革初先后派出的军管会和军宣队，又有更大一拨高中级军官进驻各级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纳入军事管理，此决定经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批准，具体执行则由北京军区与北京卫戍区负责。当时的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其前任职务是北京军区陆军第38军的副军长；而政委范普权，则出身于北京卫戍区的副政委，随后更是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至于副主任，则由刘传新和王更印两位同志共同担任。
当年11月，在北京卫戍区的批准下，牟立善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军管会党委书记，刘传新则担任副书记一职，同时，范普权的党委书记职务被免去。至1969年8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进行了新一轮的改组，刘传新晋升为党委书记，而王更印则接任副书记。
显而易见，当王更印涉嫌起诉书中所列的职务犯罪时，他仅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第四位负责人。在他之上的人，同样不能逃脱责任。然而，其中一些人的智慧或对是非的敏感度似乎更高，他们要么及时抽身，要么根本拒绝接受职务，拒绝履行职责。
牟立善的公开履历显示，他于1964年担任38军副参谋长及副军长职务，1968年起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1969年则成为第二炮兵的参谋长。其中，他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担任主任的这段经历则未曾提及。牟立善离职之因，早在1970年，江青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便透露了些许线索，提及其系因陈伯达的驱逐而离任。
当时驻守保定的38军在与河北省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分歧，陈伯达倾向于支持河北省军区，并最终作出决定，将河北省的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在文革初期那波涛汹涌的混乱时期，牟立善或许顺应时势，趁机摆脱了那片“苦海”。观察牟立善在旅大警备区履职的时间线，可以推断至少在1968年之前，牟立善曾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把手职务。
范普权的情况尤为独特，以至于即便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难以回忆起他的名字。传闻中，在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政委之后，并未立即赴任。1968年，他被指派为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同样未能履新，在此期间，他一直留在北京静养。究竟他是真的身患重病，需要长期休养，还是对文革运动持有消极态度而进行抵制，这一点至今成谜。
自刘传新与人民决裂之后，1977年8月，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入驻市公安局，着手对“四人帮”在该局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彻底清查。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及副局长单春林随即被实施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另外三名副局长亦被正式宣布停职接受检查。
11月，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在职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标志着自军管会时期遗留的793名军队干部已悉数从北京市公安局撤离。历时十年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体制，至此画上了句点。
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编纂并出版了《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市公安局中的黑干将反革命罪行》一书，收录了19篇文章。文章采用文革时期的典型语言风格，或直接点名，或隐晦指代，对刘传新进行了批判与清算。无一文章提及王更印。
在吴德代表北京市委为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昭雪平反之际，亦明确指出该冤案系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市公安局的所谓“黑干将”有预谋地一手炮制，而对于王更印应承担的罪责，并未予以提及。
王更印被判处刑罚，入狱服刑。此后，北京市公安局内部精心编纂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在《》一文中，自刘传新之后，几乎所有提及文革时期错误行为与冤假错案的段落，都不可避免地附上了王更印的名字。
囹圄
使命、忠诚、纪律、服从，这些构成了军人的根本信念。然而，当面对最高统帅和直接上司犯下严重错误，甚至触犯法纪的情形时，那些仅知恪守职责、服从命令的职业军官，便不幸沦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代表。他们缺失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古老智慧，缺乏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仁慈与良知，最终，他们注定将面临清算与审判的命运。
步入秦城监狱之际，王更印已迈入花甲之年。数年的囚禁生活，让他身心俱疲，疾病缠身，不时需前往公安部指定的复兴医院接受治疗。位于郊外的秦城监狱管理部门提议，将服刑期满后的王更印移交给北京市劳改局进行监管。
此刻，公安局长魏相如恰逢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荣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的职务。他率领团队前往秦城监狱，详尽调查了王更印的全面状况，并返回后向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王更印身患七种疾病，其中两种疾病具有极高的致命风险。报告强调，北京市劳改局现有的生活与医疗设施，均不符合接收王更印的条件。
此前，王更印之妻屡次向市委领导提出请求，期望他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魏相如基于这一情况，提出建议，认为应当考虑给予王更印保外就医的待遇。
经北京市委正式批准，王更印得以保外就医，现居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一处宿舍区内。心怀仁慈的魏相如特地拨通了王更印居住地派出所长的电话，叮嘱道：“请允许王更印不受限制地就医服药，治疗费用及药费将由劳改局全额报销。”
魏相如曾言，保外就医实乃王更印重获生机之关键，其病情随之逐渐好转。原因不外乎，“居于家中，与妻子儿女共度时光，所享有的情感慰藉与悉心照料，与囹圄生活相去甚远。”
在20世纪90年代，王更印在恢复公民身份后，告别了那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离开了北京，重返广州军区原单位。自此，他的经历便超出了魏相如的管辖视野，对其后的情况，魏相如便不再详悉。
补充
自该文段在笔者的博客上公开发布以来，一位热心的网民便在评论区留下了留言，表示愿意分享关于王更印的更多详尽资料。
拨通电话后，接听者自称与王更印同乡。他透露，在故乡，王更印被老一辈人时常提及，被誉为“有出息”的典范。他确认，王更印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不幸离世，而王的遗孀随后远赴美国，与在当地定居的儿子团聚生活。
谈及王更印的早年岁月，一位友人向我推荐了辽宁朝阳史志网，该网站上关于“王更印”的词条提供了简要的概述。
王更印1919出生于河北新乐县良庄村，19岁在河北曲阳投身八路军，20岁参加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时，26岁的王更印已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五十团营教导员。1945年10月，王更印随共产党的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汇集在林彪将军麾下。
他长期在辽西地区率领地方部队奋战沙场，曾先后担任辽宁建昌县支队党总支书记、县支队政委之职。在国民党部队与地方武装的拉锯战中，他屡次交锋，协同野战部队成功解放了建昌县城。此后，王更印被调往建东县大队担任政委，并转任兴城县支队政委。
（顺便插一句，文革后期接任公安部长，继而成为共和国一把手的华国锋， 1949年前也曾担任共产党武装的县大队政委。那首所谓的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山里走出来华政委”，赞的就是华的这段历史。）
东北解放之际，王更印加入了四野的主力部队，随军南下，一路征战至两广地区。在地方武装任职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收编与改造伪军及土匪。鉴于他的这些才能，上级领导看中了他的能力，在整编陈明仁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将王更印调入55军215师。在此，他先后担任了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以及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尘埃已然落定。若非被这场席卷文革的龙卷风卷入其核心，那位既是文革的加害者，又是其另类受害者的师政委王更印，本应凭借其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辉煌生涯，胸前挂满荣誉的军功章，光荣地步入退休生活，于广州军区的某个干休所中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