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刚开始那几天，北京西直门外冷得人直打哆嗦。一辆颜色暗沉的吉普车慢慢开进了中南海南门，车上坐着个身材瘦弱、年纪已过花甲的老人，他双手在膝盖上不停地搓动——这人就是刚得到特赦的战犯文强。车停好后，他深吸了一口冷气，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会客室，每一步都仿佛有千斤重。
门被轻轻关上，周恩来从沙发边站起身，声音带着几分凝重：“你现在自由了。”文强喉咙像被什么堵住，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总理，我以后都没脸见毛主席了。”这短短几个字，让他自己眼眶都湿润了，周恩来只是默默拍了拍他的肩，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把时间倒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场景。1909年冬天，在湘潭县的韶山冲，文家迎来了一个男娃娃。小家伙出生那会儿，他姑母文七妹正抱着外甥毛泽东抄写的《大学》，“希望小文将来能有出息”成了家族的祝福。可谁都没想到，这句祝福日后竟被历史一再提及。
文强年少时脑子灵活但性子倔，尤其爱跟表哥争论国家大事。毛泽东常背着手来回走，突然停住问他：“国家兴衰，年轻人该干啥？”文强带着点孩子气地反驳：“国家要真完了，那是大人们没本事。”周围亲戚朋友听了都笑了。正是这股子不服软的劲儿，后来既成就了他，也害了他。
1924年刚开始的时候，夏曦在长沙劝他去报考黄埔军校。第二年春天，他和林彪、周恩寿一起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那时周恩来已经是政治部主任了，新生点名时，周恩来看着名单抬头问：“你父亲是不是文振之？”这一句家常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半年后，在广州仓前街的一间小礼堂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举办了革命婚礼，文强挥笔写下“花好月圆人寿”六个字作为贺词，卷轴上的墨迹还没干，就被人夸字写得有劲。谁能料到，几十年后，这位当时的座上宾会从功德林重获自由。
接下来的路途变得波折不断。1927年，他跟着朱德参加北伐，还在南昌起义中拿起了枪。部队打散后，他流落到潮汕地区，多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初夏，在成都的夜色中，他被特务盯上了，审讯时的灯光直射在他脸上。他硬撑着不说，但还是被关进了监狱。党组织想尽办法营救，终于把他救了出来，但外界对他“与敌伪勾结”的怀疑并未消除。走投无路时，他碰到了老熟人廖宗泽。廖宗泽已经背叛了党，投靠了军统，他劝文强：“跟我干，未来有盼头。”文强考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跟着他去了南京。这一步，改变了他大半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文强先后当上了军统的教官和参谋本部里的上校。戴笠对他很满意，夸他“搞机关战术很有一套”。而周恩来呢，一直没放弃劝他回来。抗战那会儿，周恩来好几次托人捎话：“回来吧，组织正盼着你呢。”可每次信一到，文强就攥在手里老半天，最后还是没下定决心回来。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国民党第三兵团在永城彻底覆灭。在战俘登记册上，“国防部第二厅少将文强”的名字被特别标注。随后，他被送往功德林战犯改造所。初到那里的几个月，他态度强硬，甚至对管理人员喊话：“我表兄和老师你们都知道，该写检讨的应该是他们！”这话一出，同屋的战犯们纷纷小声议论，而管理人员也看出，他内心的傲气仍未消散。
高墙内，时间仿佛停滞，可墙外的世界却翻天覆地。抗美援朝打赢了，土地改革也搞完了，一份份《人民日报》摆在他眼前，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信仰是不是出了问题。1956年，他在学习小组上主动说：“以前我只想着自己那点事儿，现在才明白，是方向走错了。”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后来他管起了图书阅览，整理了好几百本马列的书给狱友们看。他态度的转变，最终让他登上了特赦名单的末尾。
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心里自然是百感交集。周恩来问他，出狱后有啥打算，他琢磨了好一会儿说：“要是行的话，我想帮着整理黄埔同学的口述资料。”没过多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来了调研通知，他拿起钢笔，从自己参加南昌起义开始写起，也写下了黄埔军校的往事。从那些纸上，能看出他想弥补遗憾的心情。
1976年刚开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就先后离世了。在追悼厅外，文强站在人群的最后，迟迟没有往前挪动。他转过头，轻声对旁边的同志说：“我没脸去灵前上香，站远点就行了。”这话一出，没人再劝他。
到了晚年，文强着手筹备出版《黄埔人物访谈录》，还多次亲自劝说在台湾的老同学回大陆看看。他总念叨，统一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这辈子都还不完的情分。2001年4月，他在北京医院离世，留下的文件袋里，装着几封没寄出的信——收件地址写着“台湾·高雄·某位将军”。有趣的是，信封背面署名，他仍用了那个老笔名“文韬”。
大半辈子浮浮沉沉，因倔强而起，也因倔强而落。命运给了他机遇，也写下注脚：决定往往就在刹那，而影响却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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