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从政治工作转向军事指挥、鲜少参与大规模实战的“新兵”，真的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吗？
“兵不弱，将不济，劲不顺，气不扬。”这不禁让人深思，干部问题成为了制约发展的短板。
有人赞誉他“老成谋国”，也有人质疑他“纸上谈兵”。
“以大局为重，予以调整！”随后，八纵司令部迎来了新任主官，前地方军区司令段苏权整理行囊，东行上任。
罗荣桓展开写字板，语气平和地对各师长说道：“老段同志在政治上值得信赖，这如同树木的根基。至于枝叶——他在战斗经验上略显不足，大家都要给予支持。我们要集思广益，共同打好每一仗。”一句话便明确了基调：借助“集体领导”来弥补个人的不足。师参谋长吴德昂私下里暗自思忖：“这岂不是如同在全军考前临时更换教师？”尽管如此，命令一经下达，八纵也只能迎难而上，勇敢面对。
五月，辽北的冰雪逐渐融化，但雨水还未充足。八纵部队在义县集结，开启了首次师级以上规模的联合演习。段苏权从吉普车中走出，站在泥泞的土地上，用湖南腔调高声指挥：“重机枪阵地需向前推进十米，否则无法压制对方的暗堡！”团长们相互交换着眼神：明明知道前沿阵地遮蔽不足，为何还要冒着火力强行推进？从这一刻起，他们意识到，新任司令对于远距离火力配置和正面进攻的深度把握还有待提高。幸运的是，参谋处迅速补充了相关预案，暂时填补了这一空白。
第八纵队必须迅速占领锦州南门外“老秃山”和“大庙山”两个高地，封锁锦州机场跑道，切断关外敌军的空中支援。13日晚，第八纵队抵达指定区域，却连续发送询问信号：“机场有两个，先攻占哪个？”指挥中心顿时陷入混乱。罗荣桓冷静地按下电话，严肃地告诫：“命令已经下达，还询问什么？两个地方都要攻克，不得有丝毫拖延！”
正是由于那次的“犹豫”，八纵部队遭受了全军的公开批评。有人暗中讥讽：“战斗如同考试，他人作答，八纵却提问。”讽刺之言刺耳，却也透露出深深的忧虑。在新的任务下达时，司令部副参谋长果断地在地图上用红笔将目标圈定，直接将命令传达至各师。然而，战火无情，十月中旬锦州的攻坚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紫金山，大小两座，已落入敌手！”10月15日凌晨，战地电话在八纵指挥所内骤然响起。位于半山腰的防御工事刚刚被敌人攻占，三营的伤亡情况惨重。然而，情报并未立即上报给上级，段苏权当机立断，决定“先夺回紫金山，再行汇报”。这种做法在平时的小规模行动中或许尚可，但此时，战局中的各个棋子相互牵制，每一处高地的失守都可能导致友邻三纵右翼防线的暴露。林彪在锦州东南的前指听闻此事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连棋子的落点都不报，还谈何大兵团作战！”当夜，八纵在炮兵和工兵的支持下，冒着尸体重新夺回了阵地，但最关键的时机已经错过。
在战后反思会议上，罗荣桓语气严肃却饱含深意：“小节不慎，影响全局，你们自己好好思量。”团长因犯重大过失受到记过处分，营连长亦被调离岗位。段苏权主动将检讨书呈递至司令部，其中字字句句均诚心认错，未有一丝一毫的辩解。然而，军纪严明，其种种过失逐一列出：如占领机场行动延误，紫金山失守未及时上报，导致友邻部队陷入被动，上报情况亦不尽如人意。综合考量各项因素，东野首长最终作出决定：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第八纵队将更换主将，以便更好地投入下一阶段的战斗。
初入十一月，在辽西的围歼战役中，第八纵队肩负起阻截廖耀湘兵团西撤的任务。经过一夜的激烈交锋，二十四师战士们在碉堡前的战壕内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两军伤亡惨重。此战八纵表现沉着稳定，没有发生任何失误。战报传来，显示我军缴获坦克三辆、迫击炮二十门。在战地医院，罗荣桓司令员轻声对八纵的战士们说：“这一回，你们做得相当出色。”话音刚落，士兵们不禁眼眶湿润，但无人敢于懈怠。
黄永胜重返第八纵队担任司令员，洪学智被召回第六纵，段苏权则被任命为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文件措辞简洁，未曾流露出丝毫责备之意，却蕴含着沉甸甸的分量。
知情者私语间不禁轻叹：东野十二位主官中，多数人曾在红军纵队和抗战时期的独立师中历经烽火洗礼，于枪林弹雨中磨砺了十余载。段苏权以“地方系统”的身份投身战斗，新旧经验的融合自难免有所碰撞。军事才能非朝夕之间可在课堂速成，而战场亦无暇等待主官的熟悉过程。上级曾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模式能够作为支撑，然而事实证明，即便班长间的配合默契无间，一旦主官的决策稍显迟缓，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将随之削弱。在将领的位置上，历来只有通过战绩与效率才能赢得尊重。
段苏权并未遭遇彻底的失败。离开八纵后，他依然忙碌于作战图前，精心筹划兵力部署、分发弹药、制定行动路线。这项既需文字功底又需数学能力的职责，恰好能够发挥他多年累积的政工耐心与条理清晰的优势。四个月后，军区颁发晋升命令，赋予他副参谋长的职位，职位等级保持正军级。朱瑞拿到任命书时，开玩笑说：“老段啊，你只是换了个战场，却并未真正离开战场。”两位资深将领相视而笑，流露出一丝温馨。
在东野战场的风云变幻中，更换指挥官之事屡见不鲜。然而，其中却有一条坚定的原则：唯有能最大化削弱敌军的力量者，方能站在最前线；若有人影响了攻击的效率，便需退居二线。这样的严苛规则令每位指挥官夜不能寐，却也确保了战斗机器的顺畅运作。段苏权的故事，引人深思：在战术素养与政治可靠性并重之时，若前者显得尤为薄弱，即使后者再杰出，也难以独力支撑整个战局。
颇引人深思的是，八纵被誉为“东野火力第三劲旅”，其步兵火炮的数量仅次于一纵和三纵。虽然装备并不逊色，但关键的差距却体现在那关键时刻的一寸决断力上。试想，若在锦州机场的战斗中，八纵率先抢占近侧跑道，随后再回马枪般地摧毁远侧阵地，一夜之间即可阻断空中支援，东北的天空将不再有敌机进行掩护。然而，正是因为那片刻的犹豫，原本的好局让给了三纵去抢占先机。兵法有云，战机稍纵即逝。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辽沈战役的总结大会上，罗荣桓同志特地指出八纵政治工作扎实有力，官兵纪律严明，未曾出现扰民之举。这并非简单的口头赞誉，而是对段苏权同志的最后一丝尊重。随着战役的落幕，成绩与不足均已记录在案，功过是非，将由后世评述。在东野内部流传的《辽西会战伤亡、战损与复盘报告》中，八纵被独立成章，既记载了其失误，也突出了其在全线侧击战位上所发挥的牵制作用。档案的纸张上虽无情绪波动，却真实记录了那个寒风凛冽的秋天，每一次的犹豫与猛攻。
回望过往，运筹帷幄之中，第八纵队并非等闲之辈；症结在于指挥官战场判断之不足，以及与参谋团队之间的协作不畅。上级的初衷本为良善，意图通过“集体领导”来填补空缺，然而集体的智慧仍需一位果敢的棋手来引领。段苏权坐在棋盘之侧，落子略显迟疑，辽沈战役的进程因此增添了几分曲折，也使得他自己逐渐退居幕后。
烽烟已散，档案尘封，东野十二纵队司令员的姓名依旧在军事学院的教本中熠熠生辉。每当学生们提及段苏权，总会好奇地询问：“他究竟有何短板？”或许原因多样，但最基础且值得深思的几点——快速决策的艺术、武器运用的智慧、勇敢无畏的胆识——值得我们不断探讨。
集体领导能否取代个人决断？
党内军事体系中集体领导的传统由来已久。回溯至井冈山时期，红军便已确立了“党指挥枪、三人团”的运作机制，以此确保重大行动能够经过集体讨论与民主决策。但集体领导并非等同于平均主义，也绝不意味着主官责任的消减。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大兵团作战阶段，纵队级别军官面临快速机动与火力协同的更高要求，战局瞬息万变，不容丝毫拖延。一场战役的决策会议往往仅有短短几分钟的电话沟通，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让我们错失战机。
段苏权接任八纵之际，罗荣桓对其“集体补位”的理念抱以厚望，实则是指借助参谋团队的智慧来弥补主官经验的不足。尽管参谋长和作战科长的方案可能周密详尽，但进入战场后，仍需司令员果断决策。然而，由于段苏权缺乏足够的野战经验，他倾向于“再确认”，这导致了命令的执行出现延误。相较之下，韩先楚在塔山战役中果断炸毁桥梁，其果断与段苏权的谨慎形成了鲜明对比。
集体领导的成功范例同样存在。华东野战军粟裕与谭震林“前委+首长”双线指挥，各自优势互补；中原野战军邓子恢负责后勤保障，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得以专注作战筹划。这些案例表明，只要角色分工清晰、主官果断执行，集体领导不仅无碍指挥，反而能放大群体智慧。八纵案例的失利，症结并不在“集体”二字，而在其中个人是否能在恰当时刻迅速承担最终决策。
集体可以提供策略方案，却不能替代主官承担决策时机上的责任。换句话说，领导集体化，决策个体化，这一平衡之道永远不会过时。
